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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成立之初，這一爲了應對日益嚴峻的安全生產形勢而成立的專門機構，就始終給公衆留下強勢而決斷的印象，令公衆對安全生產形勢的好轉，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和信心。遺憾的是，安監部門的強勢態度和決斷措施，似乎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安全生產的形勢，各類事故仍然頻發不絕。
近日有媒體報道：“山西第六位安監局長落馬，收受煤老闆600萬賄賂”，讓人對安監繫統強力監管下，安全生產事故依然頻發的原因，有了新的認識；也使“誰來監管監管者”的設問，顯得更加沉重和迫切。
據媒體報道，此次落馬的山西省古交市安監局長閆全維在庭審現場頗爲激憤地“控訴”稱：“我一生最後悔的事就是和他交往，明明白白睜着眼睛跳下了他佈置的火坑。”似乎他不過是無良礦主金錢攻勢下的又一個犧牲品。但媒體披露的整個案情，卻足以證明在與“他”的關係中，閆全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在行賄—受賄的合謀關係中，閆全維主動出擊、以權設租，以安全生產監管權爲“資本”，“入股”煤礦的生產經營。只是在分贓不均的情況下，才被“他”反手拖入“火坑”。
安全監管官員直接介入生產經營，監管權公開作價入股，當地安監局的作用，已經不能用“形同虛設”形容，而是完全蛻變爲安全事故的潛在肇事者。面對這樣的基層安監局，和很可能由他們直接造成的安全生產事故，總局領導再多拍幾次桌子又能如何？
更令公衆憂慮的是，閆全維的落馬並非孤立事件，此前，山西省內已經有盂縣、交口縣和太原市萬柏林區、杏花嶺區等5個區縣安監局局長先後落馬，因此，閆全維的事發，纔有“山西第六位安監局長落馬”之說。作爲煤炭生產大省，身負重任的安監繫統多位官員事發落馬，本身便已構成安全生產的“重特大事故”。
經過無數事實的教育，公衆已經充分認識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坐到安監局長的位子上的人，就一定具備對安監事業的信念和忠誠，卻反而可能因爲手握重權而產生尋租、設租的邪念。“誰來監管監管者”，始終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難題。
按照中國傳統的慣性思維，“垂直管理”是最可能的答案。不久前，“抗非英雄”鍾南山院士就曾提出，紀檢部門應該實行垂直管理，以改變紀檢部門受同級黨委管轄的被動局面。在這種“垂直思維”中，始終隱含着兩個未必可以證實的假設，其一是上級總是比下級可靠，最上級則最可靠；其二是最上級總是有能力有效地控制整個“垂直”系統，因此最上級的可靠足以保證整個系統的可靠。但鍾南山院士顯然未曾意識到，他所痛心和感慨的鄭筱萸，就是在實行垂直管理和權力上收後，才迅速地滑入泥潭。事實上，鄭筱萸案已經成爲上述“垂直思維”的經典反例。而以中國之大、組織結構層級之多，即使垂直系統的最上層確實忠誠可靠，也很難保證整個系統具備“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能力。國家安監總局領導屢出重拳、屢放重話，卻依然沒有有效阻止“山西第六位安監局長落馬”，就是直接的證明。
因此，“誰來監管監管者”的答案，既不能完全寄希望於其上級的上級的上級，也不能完全寄希望於同級政府中的其他部門。對監管者的有效監管，只能寄希望於各種社會力量的充分動員和介入。如果上級監管部門和同級紀檢監察部門，以及同級政府、人大、政協，都能有效發揮其監督職責，同時，各類媒體能夠獨立有效地發揮其監督職責，並及時反映普通百姓對監管部門的監督、評價，則各級監管者的行爲便暴露在無數警惕的目光監督之下。有防腐理論曰“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而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人民的目光就是陽光。因此，只要開放羣衆監督的渠道，羣衆就是監督者最好的監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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