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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環境日主題：冰雪消融後果堪憂
預計15年後我國經濟總量翻兩番，而污染負荷可能增加4至5倍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並提議將每年的6月5日定爲“世界環境日”。世界環境日的確立，表達了人類對美好環境的嚮往和追求。
中國作爲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在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更是責無旁貸，中國政府和民衆積極響應並行動起來。從征服珠峯到保護珠峯，從保護“母親河”到“長江行動”，從隨手關燈到不隨地吐痰；從政府到民間，從老人到小孩，環保意識已經成爲很多人的習慣和自覺，更成爲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許多地方政府爲了保護環境自覺拒絕污染項目，發展環保產業。但是我國的環境污染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去年全國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污染治理速度趕不上污染增長速度，“十一五”計劃確定的重點流域治理污染項目有47%的計劃投資沒有落實。值此“世界環境日”將臨之際，我們特推出此刊，呼籲更多的人們關注環境問題，探討環境保護之道。
——編者
太湖警示
天災可防人禍難擋
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彷彿是要給人們一個提醒，連年如約而至的太湖藍藻今年提前登門，並且來勢洶洶，破壞力巨大。
從5月29日開始，江蘇省無錫市城區自來水水質突然發生變化，並伴有難聞的氣味，無法正常飲用，市民紛紛搶購純淨水和麪包。據介紹，當日上午開始出現市民搶購，到晚上貨源就發生緊缺。一些小商店的純淨水也是一瓶難求，少數經營戶還趁機提高了價格，原本6元一桶的純淨水被賣到了10元。由於不少市民擔心用變質水做飯影響健康，開始大量購買其他品種的飲料，也有不少市民開始排隊買麪包。
各方監測數據顯示：今年入夏以來，無錫市區域內的太湖水位出現50年以來最低水位，加上天氣連續高溫少雨，太湖水富營養化較重，諸多因素導致藍藻提前暴發。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的長期研究顯示，太湖生態系統結構正迅速惡化。生態專家們指出，太湖沿岸嚴重的工農業和生活污染引發了這場水危機。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秦伯強說，太湖水質惡化的根本原因是排入的污染物遠大於環境容量。中科院的研究表明，太湖外部污染源主要是工業污染、農業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
工業的高速增長使污染排放量迅速增加，大量污染沿着河網源源不斷注入太湖；農業面源污染也在加重，太湖流域每公頃耕地年均化肥施用量已從1979年的24.4公斤猛增至現在的66.7公斤；太湖地區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污水通過防洪管網直接排入河流；過度的圍網養殖正使太湖走向沼澤化，嚴重削弱了太湖的泄洪調蓄和自淨化功能。
無錫水環境事件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來我國環境事件頻發。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2005年底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
環境問題
禍在當代殃及子孫
多年來，我們一直講“保護環境，造福子孫”。但很多人的意識裏，卻恰恰存在“子孫自有子孫福”的觀念。太湖事件中人們表現出的脆弱，則給我們發來了明確的信號：環境問題已經是我們這代人能否安然度過的危機！
2005年以來，國家環保總局掀起了3次環評風暴，尤其是今年的“區域限批”震動很大。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指出，“區域限批”所取得的成效，比以往任何一次環評執法都更加明顯，因爲這個區域如果有一個企業或一個項目的環境違規造成污染，區域限批政策將導致它整個區域的全部的項目得不到審批。這既解決了一些遺留的嚴重環境違法問題，也直接衝擊了一些地方“短平快”、“惟GDP論英雄”的政績觀和發展觀。
但潘岳同時指出，應該很冷靜、很清醒地看到，3次環評風暴，包括“區域限批”在內，都只是局部的成效，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就在“區域限批”的3個月內，高耗能、高污染的六大產業又增長了20%。
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從6億到13億，增長了1倍；而可居住土地由於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從600萬平方公里減少到了300多萬平方公里，幾乎減少了一半。目前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達到2600萬噸，超出環境容量1倍；酸雨的覆蓋率達到國土的1／3；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污染；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着嚴重污染的空氣，每年有1500萬人因此患上呼吸道疾病。潘岳預計，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發展下去，隨着15年後我國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污染負荷還可能增加4至5倍。所以這不僅涉及子孫後代，也是我們這代人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問題。
現實國情
“先污染後治理”行不得
在歷次環評風暴中，都有一些污染企業甚至是地方的重點招商項目被關停。這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解決就業的訴求產生矛盾，並導致各種不同論調出現。有人說，經濟發展不上去，餓着肚子談環保就是一句空話。
對此潘岳指出，一個污染企業雖然是幾千人的飯碗，卻可能傷害了周圍幾十萬人今後幾十年的根本利益。地方發展經濟必須是又好又快，而不能只重速度、只重數字，只看眼前、不顧將來。從根本來說，關停只是手段，促進產業升級、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纔是最終目的。
還有人曾經說過，英美等發達國家隨着人均GDP的不斷增長，環境污染程度也在不斷降低。先污染後治理，已經被西方國家反覆論證了許多年，要發展工業都逃不過這一劫。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經過傳統工業化這一階段，可以先污染後治理。只要有了錢，什麼都好辦。爲什麼我們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呢？
這種論調站不住腳的最大一個理由就是我們的國情。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增長一倍，可居住土地減少了一半；能源、資源的壓力不斷加大；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是發達國家的1／30，而能耗是發達國家的6-8倍。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的時候，能夠回過頭來治理污染，而我們根本走不到那個階段，在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也即在若干年之內，環境的危機和其它問題將夾雜在一起提前來到。
潘岳說，此外還有國際的壓力。現在一系列的國際規則都是有利於發達國家的。比如綠色貿易壁壘等等，我們的生態成本和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過快，西方100多年的環境問題也在中國的20年中集中體現。在這種前提下，“先污染後治理”這個路子在我國根本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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