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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產業化”緣何揹負惡名
在記者的採訪中，衆多有識之士都回避了“產業化”的提法，不約而同地表示，我國高校的市場化程度“遠遠不夠”。
他們的話正應驗了去年剛剛故去的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的約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
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以往的改革措施是無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道路。”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大教授周洪宇對本刊記者直言：“關注教育改革，我們要有民衆的立場、專家的觀點、建設的態度。我不想去說中國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給你一種判斷：中國教育實際上是改革滯後於發展，質量滯後於規模。”
專家認爲，引進競爭機制，是改變中國教育體制的良方。競爭主體可以是民營、國有，可以是中外辦學，也可以是獨資。在競爭條件下，中國可以產生不同層次的教育體系。
從時髦到暗淡
“教育產業化”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後炙手可熱的時髦詞彙。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層官員“異口同聲”否認“產業化”——
先是教育部部長賙濟擲地有聲：“現階段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要反對‘教育福利化’和‘教育產業化’這兩種傾向，現階段必須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則，教育發展要以政府投入爲主。”
其後副部長吳啓迪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表示：教育部從來沒有“教育產業”、“大學城”等提法。
隨後，另一副部長張保慶作客人民網，表示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了，就毀掉教育事業了”。
有必要重新回顧教育產業化的緣起。相當多的意見認爲，教育產業化在國內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動機。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靠外貿拉動的經驗受到了挑戰，轉而寄希望於拉動內需刺激增長，然而此時需求乏力，國民尚有6萬億元的儲蓄趴在銀行“老虎不出籠”。於是包括中央黨校教授在內的部分經濟學家向中央獻策：以教育產業拉動內需，因爲教育收費是刺激國民消費的好辦法，中國人向來省吃儉用，但孩子上學的錢斷然不會省的。
對於當時的舉措，周洪宇認爲取得了“皆大歡喜”的多贏結果。當時測算的結果是，高校擴招100萬,全國就可拉動2%的GDP，以每年25%~30%的擴招速度，3年內使我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從每年200萬人擴大到400萬人，新增學生全額自費，即每人年均繳學費1萬元，每年可收取學費200億，這部分學生在校增加消費40億，根據我國的投資乘數估算，這240億就可帶來1000億的投資和最終消費。
誘人的數據很快就吸引了當時高層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指出，教育事業是第三產業中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行業。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強調，要切實把教育作爲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知識產業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地位。《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則更明確地提出要“發展教育產業”。
但是，延續至今的高收費政策並未從根本上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它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卻將負擔轉嫁給民衆，深化了中國社會矛盾。當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之後，因“教育產業”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就成爲“和諧社會”中並不和諧的音符。因此，人們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門的否定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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