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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寧洱縣中學高三學生蔡國倩在救災帳篷內複習備考。6月3日，雲南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北緯23.0度，東經101.1度)發生6.4級地震，部分學校設施嚴重受損。地震發生後，雲南省立即啓動“高考應急預案”，確保災區高考順利進行。
人們希望選拔人才的渠道更多一些，招生更公平一些，高等教育的發展更理性一些
一年一度的高考馬上又要開場了。今年全國的考生人數首次突破1000萬，人們對高考的關注度，如同入夏後的天氣，正在迅速升溫。
1977年，“文革”十年後我國高校首次恢復招生考試，至今已經30年。自主招生、面試招生、3+X、分省命題等新名詞先後走進高考。追尋高考改革30年的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追求更加透明、公平和公正，走向更加科學、合理和多元，是引人注目的幾個關鍵詞。
招生：從統一到多元
邢華東，目前是山東省直機關的公務員，30年前，他幸運地成爲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我的命運從此轉了一個彎，‘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在我身上就是一個最好的註腳。”他對《瞭望》新聞週刊說。
30年前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場考試，採取分省命題。從1978年起，國務院決定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由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評卷。統一的高考制度體現了儘可能的公平公正，爲高校選拔優秀學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統得過死、難以體現高校和學生特色、加重應試教育等侷限。近年來對高考“一考定終身”的質疑聲一直沒有停止過。
教育專家李希貴說，考生的特點不一，有的擅長動手，有的擅長思考，一張考卷是考不出能力高低的。社會需要的是多元化、個性化的人才，而現行的高考則以一個標準考察學生。
受訪的多位專家認爲，現行的以分數爲惟一標準的高考指揮棒,放大了應試教育的負面影響。山東省淄博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魏耕祥說，爲了提高高考成績，許多學校形成了極端的理念，教學管理變成了逼迫師生不惜一切代價拼成績。比如，提出“爲了學校的升學率，要把學生的油全榨出”，“爲了提高升學率，非考科目全讓路”等，許多學校都將體育、美術、音樂等簡化。，而不是德、智、體、美、勞五育並舉。爲了提高升學率，學校競相延長學生在校學習時間，普遍安排雙休日、節假日補課，學生每天十六七個小時浸在題海之中，學習時間之長已經逼近或超過學生身體的承受極限。
“一張再好的試卷也無法考查考生的綜合素質。”怎樣既保證高考的公平公正，又能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避免學生讀死書、死讀書？這是近些年來高考改革探索的方向。1999年，廣東率先開始實施“3+X”高考科目設置和考試內容改革。2002年，這一改革在全國範圍推行。這項改革和後來的高考分省命題改革，都使高考由統一考試走向多元化。
另外，有專家認爲，因爲各高校的辦學目標、辦學特色不一致，培養學生的思路也各有特點，不同類別的高校應在選拔方式上適當有所區別。2001年，江蘇省3所高校率先實行“自主招生”試點。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53所高校享受5%的招生自主權。
2006年4月初，復旦大學首開面試招生先河，300個名額引來了上海市區1200多學生報名。儘管只是一個小範圍的試點，但此舉的意義在於，這是高校錄取第一次與考分脫鉤，考生面對的不是考卷，而是要對其綜合素質進行全面評價的考官。但是，由“絕對清晰”的筆試變成“相對模糊”的面試，人們仍關注着招考公平，期盼使制度創新和保障公平達成完美的結合。
去年，濟南高三畢業生潘立羣搞了一項發明，這項可以讓色覺障礙者識別“紅綠燈”的創意，獲得了國際中學生創新成果大獎。但“創新少年”卻因高考分數低而與大學無緣。慶幸的是，在媒體的關注下，潘立羣最終被山東大學破格錄取。他對《瞭望》新聞週刊說：“高考制度對我關上了一扇門，自主招生制度又給我打開了一扇窗，真是沒有想到。”
“儘管自主招生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高考大一統的格局已經打破。”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劉志業說。
李希貴認爲，在高等教育進入大衆化階段以後，以選拔少數精英爲目的的高考模式必然要發生變化。從長遠來看，要建立以統一考試爲主、多元化考試和多樣化錄取相結合的高考與招生制度。
他說，大學是辦學主體，招生的主體應該是大學。高考改革的最終方向是實行招考分離，把錄取的權力下放給大學。這樣，大學才能研究出百花齊放的錄取標準，才能帶來高中辦學的百花齊放。爲了公正透明招生，大學要把錄取標準提前幾年向社會公佈，由社會進行監督。
公平：招生名額的地域分配
近年來“高考移民”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是因爲各地招生分數差異太大。
2006年夏天，中國政法大學本科分省招生計劃首次參照各省人口比例確定，儘管變動幅度不太大，仍然被稱爲“解決高考招生地域不平衡問題的有益嘗試”。
“可別小看這一點變化，對於高考招生改革來說，又是一次破冰之旅。”山東省實驗中學校長劉堃評價說。
由於北京、上海擁有的全國重點大學數量比其他省份多，重點大學錄取名額投放向所在地傾斜，遠遠超過其他省份。這種現象被專家認爲是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影響高考公平的一道硬傷。
劉堃認爲，重點院校在招生時向地方傾斜的做法主要是由當前高校的投入模式決定的，自1998年以來，全國有200多所原部屬大專院校下劃到地方，實行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爲主的管理體制。而教育部保留的38所重點院校雖然都是中央直屬，在目前條件下，其對地方的依賴性依然很大。這種財政上的依賴決定了這些院校必須在招生時向所在地傾斜。
也有專家認爲，目前國家部屬高校招生指標的分配辦法帶有明顯的“計劃色彩”。當年適當照顧大城市的優先發展，爲大城市優先提供大批高素質人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權宜之計，但是隨着和諧社會理念的確立，對沿用的招生地域比例進行調整尤爲必要。
山東省教育廳高教處曾憲文認爲，高考招生指標的改革是一個極爲複雜的過程，要讓國民平等地分享優質高教資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國家主管部門、地方政府和高校三方協調，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曾憲文說，應該承認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在教育水平上確實存在差距，高校招生指標的分配既應該照顧到各地人口總量，也應該考慮到各地教育水平的差異，可以在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基礎上，設計部分權重係數，例如，萬人口中知識分子的比例、人口素質、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現代化程度等，以縮小不同地區之間高考錄取率的明顯差異。
擴招：從精英教育到大衆化
今年全國報名考生超過1000萬人，計劃招生560萬，高校錄取率近50%，與1999年高校擴招前相比，這幾年考大學的壓力相對減輕。1999年高校首次擴招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到8%，現在，毛入學率已經達到22%。
對於學生和家庭而言，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學收費的提高。濟南市民李懷梅有兩個兒子，她親身感受到了學費的“三級跳”：大兒子1993年考上大學，學費一年900多元；二兒子1994年上大學，學費就漲到了2700多元；現在，每年學費要四五千元。
教育部部長賙濟3月8日稱，高校擴招的成就還是應該肯定的，高校大規模擴招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轉入了大衆化發展階段，我國的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發生了質變。
但是，也有專家和學者坦言，應該看到高等院校的大規模擴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同樣不容忽視，擴招後的“消化不良”症令人擔心。
來自教育部的一組數據稱：1998年我國高等學校招生人數爲108萬人，隨着1999年全國大規模高校擴招，2006年這一數字變成504萬人，2007年達560萬人。與此同時，2005年我國高校畢業生340萬人，2006年增至413萬人，今年達到500萬人左右。大學生乃至研究生的就業形勢嚴峻。
招生人數的激增，使得我國高等院校原有的辦學規模很難應對。爲了消化急劇膨脹的生源，高校開始了擴張，目前我國在建和已建的大學城超過50座，多數都是依靠銀行貸款建設，許多高校成爲銀行“債務人”。
有專家認爲，從1999年擴招開始捲入貸款風潮中的高等院校，2008年前後將陸續迎來還款高峯，有的高校將形成到期難以還本付息的局面。民盟山東省委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山東目前28所省屬高校的銀行貸款總和已經超過100億元，個別高校負債高達十幾億元。
“由於貸款久欠不清，致使學校的硬件建設以及教師的培訓很難滿足擴招需要，缺少優秀的教師，影響了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山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校副校長不無憂慮地表示。
他說，擴招確實需要高校加大對院校軟件和硬件的投入，但也助長了高校“貪大求全”的浮躁風氣。一些高校忽視了“特色辦學”和“優勢專業”，盲目將辦學目標鎖定在“打造一流學校”上。這種盲目性往往造成高校專業設置、教學定位和培養目標的結構性不平衡。高校教育的很多環節都受到擴招的衝擊，最主要的就是師生比例的嚴重失衡，有的高校師生比高達1:40，超過合理比例兩三倍。
“這就導致教師的教學量過大，教學手段難以到位，教學目的得不到保障。”這位副校長說，很多學校採取大堂上課的方式，無法照顧專業特點，一般專業的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圖書和實驗設備嚴重不足，有的新校區沒有圖書館，有實驗室而缺實驗設備，缺乏實習場地和必要的實習條件。高校辦學條件的改善滯後於學生規模的擴大，影響了高校教育質量。
受訪的專家認爲，恢復高考30年，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大衆化階段，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過程。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質量爲核心，相對穩定招生規模。這表明，在經歷了幾年的擴招之後，我國高等教育已經由外延式發展轉向了內涵式發展的路徑。高等院校在短時間內“長高長胖”之後，已經將重點轉向了“強筋壯骨”。
邢華東說，“30年前參加高考時，大多數人還有一種懵懵懂懂的茫然。30年後的高考已經成爲一種關注度極高的社會工程。高考之變折射了社會之變，希望選拔人才的渠道更多一些，招生更公平一些，高等教育的發展更理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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