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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兩天就要高考了，考生和家長又將經受一番煎熬。每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已經成爲整個社會的重負。然而，回憶三十年前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卻是一種解放的感覺，爲我自己，也爲許多人。
對我們那代人來說，“文革”最大的罪孳便是社會不平等。我自己從小就渴望讀書，1973年高校恢復招生，記得我們一羣知青連夜步行一百多裏，去縣城參加考試。考下來後，本以爲從此可以實現自己的大學夢了，誰知很快就開始宣傳張鐵生的白卷。那天早上，一個家庭出身好的同學在路上看到我，有點得意地問：“嘿，看了張鐵生的信嗎？”我沒有回答，心裏知道自己沒指望了。直覺告訴我，這張白卷不是什麼輕視知識，而是利用了社會的不平等現實。後來所謂的推薦工農兵入學，使得這種不平等進一步制度化。
在我們這個缺乏公平的社會，高考制度體現了起碼的公平。許多出身底層的學子得以通過個人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所以，當聽到有人大代表在“兩會”上呼籲廢止高考制度，聲稱不應僅僅停留於教育公平時，我不免心存疑慮。不錯，高考恢復三十年來，引起社會議論最多的就是，高考導致了應試教育，使學生們習慣於接受和模仿，失去了學習的熱情與創造力。然而，這難道是高考本身的問題？它難道不是考試內容、高考閱卷甚至整個教育的問題？
比如，作文是考察一個考生基本水平的重要參數，但一個參加過多次閱卷的老師曾跟我講，一篇作文閱卷也就90秒鐘。我問他爲什麼不多花時間來判斷，他說閱卷老師少，時間緊，大家只能憑感覺。我問怎麼改變這種狀況，他說很簡單，花錢請更多的閱卷老師。我又問他考生的報名費很充足，到底到哪兒去了，他只是笑笑說天知道。後來當我孩子考大學時，我告訴他的就是，不要在作文上多浪費精力，只要拿個平均分就行了。
當今世界上，大學教育越來越成爲一種通才教育，而通才教育的實質就是提高國民素養。高考不是考出身，也不是考天才，它考的是社會的平均數。對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要求來說，這是最具操作性的次優選擇。我曾經與一個美國教授談過，他說，每個大學只要產生一兩個創造性天才，全國有一二百這樣的人，就可以滿足社會尖端發展的需要了，大多數人也就是在大學學會服務社會的知識和能力。因此，高考首先追求的應是教育公平，不是特殊人才。那些否定高考制度的人不應奢望高考的作用，而是應當拿出統計數字來，證明恢復高考三十年來，考上大學的大多是百無一用之輩。
有意思的是，許多家長和學生也贊成取消高考。這其實反映了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既想要享受公平環境，又想把自己排除在激烈的競爭之外。
在目前的情勢下，取消高考無法避免應試教育。當年恢復高考，錄取率只有3%，被稱爲過獨木橋，而今天有的省份錄取人數已經達到70%，應當說無需應試教育了，但家長與考生還是憂心忡忡，就因爲大家只想進名牌大學。對多數考生來說，教育資源依然匱乏，教育公平依然重要。雖然今天已經沒有家庭成分的問題了，但卻有權力和金錢造成的社會分化。如果採取自主招生，就我個人的看法，在法制不健全，社會道德普遍消解的今天，除高考外任何對學生綜合素質和表現的考察，我覺得都很難保證推薦和招生人員的公正。這種情況下，各大學如果要想真正做到擇優錄取，仍然只能注重知識考試。
至於培養不出大師，更不能怪高考本身，而應當歸因於整個社會的人才成長環境，包括大學教育以及此後的工作單位。我們的教育不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甚至許多爲人師者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教育如斯，學生們進了大學，仍然會面臨那些標準化的應試教育，許多課程好像就是專門爲了束縛學生的思想。當年我考進大學，最失望的就是某些無聊的課程。好在當時的環境較寬鬆，使得我能夠憑着自己的興趣閱讀，順利讀完大學。儘管如此，我仍然對當年的高考充滿感念，它讓我體驗到什麼叫機會平等。(文/景凱旋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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