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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建設部發布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並將於7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據該辦法，今後市民隨意傾倒、堆放生活垃圾，主管部門將會責令其停止該行爲、限期改正、並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對於單位有此行爲的，將被處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罰款。
根據常識，經濟處罰權必須得到批准並在法律授權限度內行行使，還必須符合公衆利益。爲了防止經濟處罰權的濫用和異化，首先需要對行使權力者進行規範和制約，包括法律法規制約、錯罰追究制、利益牽連方的迴避制度和聽證制度等等。
衆所周知，我國在對經濟處罰權的規範和制約方面還非常薄弱。最大的一個弊病是，行政權力與經濟處罰權合二爲一。而現在國家和政府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行政權力與利益相分離，執法與收費相分離。權力與處罰權的結合，使得許多經濟處罰權演變成了謀取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工具，經濟處罰從手段變成了目的。
此次，建設部出臺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規定了最高“10萬元以下的罰款”，建設部自然也就賦予建設主管部門經濟處罰權。但是，這裏面有幾個問題公衆依然困惑：其一，罰款將用於何處？在西方發達國家，設置經濟處罰權不僅需講明理由、用途，還需經過聽證，獲得公權力的授權和民衆的准許。由於經濟處罰的最終用途一開始就是明確的，且是剛性的，罰款的使用就非常透明和規範。那麼，當建設部設定最高“10萬元以下的罰款”，處罰的緣由和罰金的用途是什麼？
其二，誰來監督罰金的收取和使用？在我國，經濟處罰權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部門利益的一個象徵，這項權力越大，權力的觸角伸得越長，其部門“創收”也往往非常豐厚。雖然我國對經濟處罰進行了一些規範，但是，力度有限，尚不足以將部門利益與處罰權相剝離，進而導致經濟處罰權的變異。
通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全文，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細節。該辦法是經建設部第123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由建設部一家主導，環境、衛生部門都沒有參與，如果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離開上述兩個部門的協調，會否影響到辦法的實際執行效果？並且，在該辦法中，多次提到“建設(環境衛生)主管部門”，在“法律責任”一節中，也賦予了環境、衛生部門經濟處罰權。問題是，這種執法主體的重疊會不會由於經濟處罰權的重疊而引發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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