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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
董建華與夫人趙洪娉。
作爲百年來第一個執掌香港行政的中國人，作爲香港迴歸和“一國兩制”的親歷者，作爲前兩屆香港特首——他是我們最期待的一個專訪對象。
董建華，今日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任特首。回首10年，他百感交集。面對香港市民對他的“好人”評價，他的心情最爲複雜，堅持仍會做個好人埋頭苦幹。
在特首任內，他曾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員之一。香港市民心疼地稱呼他爲“7·11”，意思是他從來都是從清晨7時工作到晚上11時；在香港遭遇經濟困境期間，他更變成“4·11”。如今董建華的身體狀況有所恢復，他依然每天伏案工作8小時，對人生則只有一個心願——儘快走遍神州大地的每個角落。文/圖特約記者丘萍菲、張建華
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1937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遷居香港。1960年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獲海事工程理學士學位。
1996年12月當選獲任第一任香港特首。2002年2月28日當選第二任香港特首。2005年3月辭去香港特首職務。3月12日，被增選爲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人物傳奇
撇下每年過億收益做辛勞特首
即使不做特首，董建華的人生也足夠成就一個傳奇。只不過，在做特首之前，身爲“船王”兒子的他更加低調。
富家長子遭逢嚴厲家教
父親董浩雲對子女教育十分嚴格，爲了從小培養董建華的自強不息精神和獨立的生活能力，把僅10歲的董建華送進寄宿學校。
父親董浩雲1949年在香港組建金山輪船公司，逐步發展成擁有多家公司的董氏航運集團；1973年又組成了“東方海外貨櫃航業集團”，成爲世界七大船王之一。1982年董浩雲逝世後，董氏航運集團由其長子董建華繼承掌管，在此期間，正值世界航運業衰退，至1985年，東方海外貨櫃航業集團的外債高達62億美元，面臨破產清盤厄運。經過一年半時間的努力，董建華將陷入困境的事業挽救過來，使東方航運重新成爲世界貨櫃運輸業的強者。
董建華與夫人趙洪娉恩愛始終的故事被傳爲佳話。董太是他風華正茂時的第一位女朋友，也是唯一的女朋友，在香港讀書時交往結識，後來共同在英國求學期間明確了戀愛關係。
性格沉穩低調出任特首
1996年下半年，關於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問題是全世界的一個焦點，這將是百年來，第一位肩負治理香港重大責任的中國人。
“董建華一生做事慎重。”細心的人發現，他正不動聲色地做着首任行政長官的參選準備。1996年6月，他辭去了香港行政局議員職務，引起轟動性議論，認爲是角逐行政長官的信號。
果然，1996年10月18日，董建華辭去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正式宣佈參加角逐特區行政長官。
1996年12月11日，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鄭重宣佈，董建華當選爲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他在任內鞠躬盡瘁，甚至被稱爲是整個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員之一。人們知道，其實憑藉所持的東方海外集團公司的股票，他每年收益過億港元，但是在特首任上，年薪不過500萬港元。
2005年3月，董建華在香港宣佈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職務。卸任後，他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記者手記
董生印象
香港人喜歡稱呼董建華爲“董生”。本報記者最早與董生打交道是在2003年。那一年記者前往採訪CEPA協定的簽署儀式。在特區政府總部的大堂裏，董生滿臉笑意地召開了一個現場的小型記者招待會。
現場被數十位記者圍得水泄不通，爭相舉手提問。董生卻在“手叢”和“聲浪”之中赫然親自點中本報記者，記者當時問他“自由行”什麼時候開通，聽到是內地來的記者，他露出非常驚喜和興奮的微笑，細緻而又親切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隨後記者爲他送上一本本報編輯出版的非典紀念圖冊，他欣然收下。不到一個月後，回到廣州的記者收到了蓋有他印章的親筆致謝信。
這就是董生給我們留下的一貫印象，細心、親和、涵養過人。無論他卸任與否，都沒有改變過。香港的同行說，在香港言論自由，批評者的言辭往往非常過火，但董生從不罵人，也從未公開動怒。即便是在最惱火的時候，他也只是搖搖頭，嘆一口氣，“唉！”
再見董生，他的面容舒展了許多，笑容更多了，話語也更加輕鬆，誰都能看出他身心壓力的紓解。面對這一位讓人敬佩又感嘆的長者，接下來的人生能更輕鬆地選擇他喜歡的生活，是我們對他的最大祝願。
對話
回首10年，董建華往往會瞬間陷入沉默的回憶之中。時光的飛逝讓曾經對香港傾注畢生最濃深情的他，涌上難以抑制的激動和震盪。沉吟許久，他張口形容10年感受的第一個詞語是“開心”。
關於10年：
“當家作主”讓特區官員擔子更重
記者：香港迴歸10週年了，回首往事，董先生心裏一定百感交集。作爲前行政長官的您怎麼評價這10年？
董建華：一下子就是10週年了。回頭想想，我很開心。“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創舉在香港得到成功落實，香港經濟儘管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地產泡沬破滅、SARS等的衝擊，但在國家大力支持和港人的努力下，經濟強勁復甦，社會繁榮穩定，所以香港這十年取得的成績，絕對值得我們驕傲，對香港的前途，我們應更有信心。
1997年時，香港有些人雖說很高興香港終於迴歸祖國，但私底下也畢竟有些擔心，擔心“一國兩制”到底能否成功落實，社會能否保持繁榮穩定。如今事實是最好的說明，迴歸前的種種擔憂都沒有發生，這些懷疑也都煙消雲散。今天的港人更明確地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命運共同體”，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增強了很多，這是一個很好的﹑非常重要的變化。
記者：10年中，你感覺到還有什麼變化？
董建華：10年來因爲很好地落實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了當家作主的心態，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要求也大大提高，特區官員承受的壓力、肩負的擔子，比港英政府年代更重。從另一方面說，市民的期望提升，要求高了是好事，可以令特區政府的運作更貼近民意，能急市民之所急。高官問責制也運作順利，這也是可喜的事情。關於創傷：
SARS是任內最悲痛的回憶
1998年，就在董建華上任一年後，金融風暴猝然而至。接踵而至的SARS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每憶及此，董建華語氣低沉，眼神中仍充滿着難以用筆墨形容的哀傷。
記者：這10年是香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10年，尤其是您在任的前7年，驚心動魄的挑戰接踵而來。
董建華：金融風暴是第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政府的入市決定是非常重要及關鍵性的舉措，因爲唯有金融安定下來，才能進一步令香港百業以至整體經濟慢慢得到恢復。
當時的香港經濟，在金融風暴的摧折下飄搖，利息不斷上升，樓價快速下跌，對普羅大衆造成極大影響，消費信心低沉，老百姓都不花錢了，香港因而進入長時間的“通縮”。
其後的SARS疫情，令情況變得更爲嚴峻。2003年初春時分，SARS的襲擊令遭逢亞洲金融風暴的摧殘及地產泡沬破滅的香港經濟雪上加霜。SARS是我在任期間內心最悲痛的回憶。當時，每天看到報告，看到多少人受感染，多少人死亡，心裏的難過講不出來。身爲香港的當家人，我的責任最大……
記者：您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吧？
董建華：中央及時給了我支持。同年4月份，剛上任不久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南下廣東，在深圳會見我。他十分關心香港，更特別提出了許多有關SARS的問題。我至今仍很難忘，胡主席回到北京後繼續親自關心此事，從醫療設備到加強疫情溝通機制，都直接過問、瞭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我們需要的防護物資都運來了。主席日理萬機，卻仍抽出寶貴的時間這樣做，體現出中央領導人對香港無微不至的關懷及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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