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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峯會的前身七國峯會曾被視爲西方發達國家最高級別的經濟會議，原本是一個發達國家間對話和博弈的平臺，甚至在過去許多時候，這種對話帶有一定程度的排外性。隨着時間的推移，G8議題逐漸拓展到了政治和安全領域，越來越呈現出其多元的全球化合作治理面貌。胡錦濤也應邀出席6月8日舉行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對話會，並將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演講。
短期來說，中國仍然是G8的旁觀者和對話者，也沒有加入G8峯會的打算。但是與G8國家的對話過程，對於一個迫切需要學習崛起經驗和教訓的國家來說，卻擁有多重含義。至少我們可以瞭解到，成爲一個有國際責任感的大國，是需要培養良好的國際政治習慣的。
作爲一種崛起的動力，我們一直在談軟力量，並將其視爲今後一段時間內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這並不是因爲軟力量自身在過去的時間中獲得了多麼突飛猛進的變化，而是因爲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硬力量已經沒法萬能地解決所有的問題了，也是因爲這個世界上出現的許多新問題，如氣候變暖、自由貿易等，早已超過了傳統的力量範疇。因此，我們只有通過軟力量，才能確保一個國家的積極形象。
但是一個國家的形象，更多的時候是通過政策體現出來的。強大如美國，儘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從一個專業性的角度來建設其國際形象，但是僅從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甚至拿中國作爲全球變暖問題的擋箭牌一舉來說，決然無益於其國際形象。當然，布什政府既不願參與爲發展中國家的氣候保護項目提供資金補貼，也不願履行《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排減義務，這樣做是爲了更好地保護美國國內利益和政黨利益。但是就這個議題來說，美國獲得的利益，顯然不足以彌補它在國際責任中所失去的聲譽。而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刻，無論發達與否的國家，都要爲全球性的事務買單。這就是長遠發展與短期利益之間的權衡，也就是政治家的智慧。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重複其他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但這並不意味着每一個國家不會遭遇同樣的挑戰。至少從目前來看，這種全球性的挑戰指向極爲明顯的意義——民生。5-10年以前，G7/G8峯會的討論焦點是貿易問題和配額問題，但是5-10年之後，個別政府的需要，正在讓位於世界性的需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在這個文字上，其實我們更看中“共同”二字。因爲這種責任性的養成，實際上是培養一個大國良好國際政治習慣的開始。
這是一種集體性的“補課”。同樣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當我們面對地方利益和長期發展問題的時候，多數地方領導人會選擇以滿足眼前利益來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甚至忽視環境、氣候、民生等多個問題。而問題的積累卻容易滋生看不見的壓力。G8峯會正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在經歷了各種階段之後，不得不用最具體的排放指標來約束他們曾經消耗的資源，彌補發展過程的巨大代價。假如一個國家在參與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就能夠對國際事務尤其是公共事務展現出良好的責任意識，那麼即便有一天我們落實《應付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能夠承擔具體的排放指標，那也是一件好事。
因此，中國在這次G8峯會上，擁有一個十分有利的觀察角色。今天G8國家所討論的許多命題，很可能就是明天中國所遭遇的命題。“發展中”不是一個永恆的名字。這是一個會被超越的階段。當我們超越這個階段之後，很可能我們遭遇到的問題具備同質性，爲了不要再“補課”，就是我們必須要從G8峯會中得到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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