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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了《物權法》，“拆遷”之難卻未見緩解，各地政府、開發商千方百計尋求“拆遷之道”，北京市酒仙橋地區的“票決拆遷”即是一種。
6月9日，涉及5473戶居民的《酒仙橋危改工作補充意見》首次嘗試“全民公投”。從投票結果看，危改工程恐怕一時半會兒還啓動不了——5473戶居民，最終收到3711票，其中，贊成票2451票，反對票1228票，1762票棄權。不考慮棄權戶，也僅有六成住戶贊成拆遷方案。
北京規模最大的危舊房改造項目，由羣衆投票表決拆遷進程，應當說是值得稱道的好開端。它表明了政府部門更加重視民意，賦予民衆更多的決策參與權。
但這民主的“票決拆遷”結果卻並不盡如人意。爲什麼？恐怕“票決拆遷”的實施需要一些必要條件，至少須先解決兩個問題：
其一，是否社區居民都認可該地區必須進行改造？
據報道，此次投票並非針對“社區改造項目”本身，而是針對爲實現社區改造而進行拆遷的具體方案——也就是說，對於該地區是否全是危房，以及是否需要改造，在“票決”之前，還需要聽證和民意徵詢。
其二，是否每戶居民都有絕對的房產支配權？
從報道的情況看，酒仙橋地區房屋產權結構複雜多樣。來自政府部門的統計顯示：該地區危改涉及的房屋包括近5000戶無產權住戶。這些佔絕大多數的無產權戶，如何有權決定該地區拆遷方案的意見？
尷尬的“票決拆遷”其實反映了當下城市建設的困境——城市商業地產市場化與低收入人羣住房社會保障之間的糾纏不清，導致商業地產市場化的不徹底，低收入人羣住房社會保障的不充分。
於是就可能遇到這種情況：一方面，政府想通過商業開發提升地產價值；另一方面，又想通過商業開發，改善低收入人羣的住房條件，將“危改”與“房改”合二爲一。
“以房改帶危改”，看起來似乎“一舉兩得”，事實卻往往難以如願。這可能導致由政府承擔的“低收入人羣住房保障”責任，被轉移到開發商身上，而開發商藉此向政府申請額外的優惠政策，地產市場因這些額外的“社會責任”及優惠政策而無所適從。至於低收入人羣，其住房保障是否到位則要碰運氣——開發商不來，搬遷便是奢望；即使開發商來了，也要看開發商在緊盯經濟效益的同時，是否兼顧了社會效益。
保障低收入人羣住房需要投入，錢從哪裏來？當然還得從開發商手中來，但似不應是“以政策換房”，而是“以稅收槓桿來調節”，比如設立專門的調節稅，設立專項資金。這樣，政府責任、開發商利潤、居民利益、城市建設、低保戶最低保障……方方面面的問題纔不至於被“一鍋燉”。
讓政府迴歸監管者，讓開發商迴歸市場，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談“拆遷”的民主問題，纔多少有些普適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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