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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日，距離今年的高考還有6天，可距離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30年了。
82歲的朱軫老人端坐在一張靠窗的桌子邊，翻看着記者從江蘇省檔案館裏複印出來的1977年高考統考試卷，嘴裏發出“呵呵”的笑聲。
30年前，時任江蘇省招辦副主任的朱軫帶着從江蘇省各地抽調出來的二十多名教師，在一個名叫沙河水庫的地方，出了這套改變無數人命運的試卷。
“當年，我們也打開了一座封閉了10多年的人才‘水庫’的閘門。”
當頭“冷水”，7月太原會議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晉祠召開了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全國招生工作座談會。
朱軫與江蘇省教育局副局長方非、南京大學校長章德出席了那次座談會。
朱軫是5年前從農村被調回江蘇省教育局工作的，從事高校招生工作的他也已經苦惱了5年。那幾年裏，“自願報名、羣衆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招生辦法在全省各高校推行。推薦權在生產大隊(科、室)，政審權在人民公社(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委，體檢到指定的縣(區)醫院，錄取權在縣(市)，審批權在地區(市)。各級政府都握有一份招生權力。“這也意味着，招生的權力高度分散，什麼鬼都有”。
朱軫告訴記者，當時所推行的招生辦法有很多弊端。首先對學生的文化要求過低。資料顯示，1972年整個江蘇省高校招收工、農、兵學員9018人，其中初中程度佔55.4%，高中程度佔35.7%，小學佔8.9%。“這等於變相地把高校辦成中專，並且由於文化程度的參差不齊，學校難以組織教學；其次，招生權力過於分散，幹部的以權謀私就不可避免，所以從一開始，就有人採取私留名額、內定名單、指名派送、授意錄取等不正當手段，將自己的親屬和上級的子女送到高等學校，嚴重侵犯了羣衆利益，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
1977年，“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極左思潮還遠遠沒有被肅清。飽受十年動亂之苦後，許多人對推薦選拔的大學招生制度，從私下怨憤到公開表示不滿。朱軫說：“每天都有很多人民來信，有直接寄到省教育局的，也有從教育部轉批下來的。”
所以到了太原會議召開時，朱軫覺得應該能改變什麼了。
“會上對高校招生對象、錄取方式進行了討論。”朱軫告訴記者，“章德好像還發了言，提出了恢復‘文革’前的招生辦法、大學招收高中畢業生的觀點。”
據朱軫回憶，章德的觀點受到了與會很多高校代表的贊同，有人根據當時的情況，提出了“招高中生或初中生均可，但同一年級的學生，文化程度必須一致”的主張，大家情緒非常高。
7月9日，座談會小結，原教育部李琦副部長對1977年的招生工作歸納成幾點意見：(1)堅決執行毛澤東“七·二一”指示，保證新生質量；(2)招收學生必須具有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理工科、外語、師範一般要有相當於高中畢業文化程度；(3)在少數高校試行招收少數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4)認真做好文化考查，文化考查實行“開卷考試”，採取口試、筆試等多種形式。
“對這樣的小結，與會同志都感到非常失望，感覺當頭潑了盆冷水。”朱軫說。
多年後，李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坦陳：“那時候‘四人幫’雖然被打倒了，‘文革’也算結束了，可是‘兩個凡是’的力量依然非常強大，思想遠遠沒有解放。太原會議大家都不滿意，可是教育部呢，還是不敢提出來恢復高考直接招生。”
轉折點，8月座談會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復出後的鄧小平主動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十多天以後，朱軫就在北京見到了鄧小平。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全國教育和科學工作座談會，並在這個學者和教授參加的會議上批駁了“兩個估計”(編者注：“兩個估計”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朱軫回憶說，當科教界專家提出恢復高考時，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專家們答：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會上他(鄧小平)指出‘今年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推薦’。聽到這個指示，我們心裏高興極了，大家都拼命地鼓掌。”說到這裏，朱軫老人開心地笑了。
“後來的人們可能會覺得恢復高考從此就一蹴而就了，但實際情況並沒那麼輕鬆。”朱軫說，“因爲爭議仍然存在，所以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全國招生會議繼續在北京召開。而這場會議一開就是40多天，我們住宿的地方也從月壇招待所搬到北京飯店再搬到友誼賓館。”
據朱軫回憶，由於不少人對“兩個估計”仍心有餘悸，在恢復高考的問題上，會議陷入膠着。終於，人民日報社記者穆揚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揚邀請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6位代表座談，決定向中央反映“兩個估計”出臺的經過。15日，人民日報社將穆揚署名的內參以《情況彙編》(特刊)報送中央，很快引起鄧小平的重視。
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提到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並明確表態，“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對《紀要》要進行批判。他說：“《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在談話中，鄧小平還說，“你們管教育的不爲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揹着‘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
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後，教育部很快制定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通過。
9月2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國招生工作會議代表，同時被接見的還有全國科學大會預備會議代表。當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步入大廳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鄧小平等頻頻揮手向代表們致意，併合影留念，中央電視臺播放了接見實況。
“這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給予高考招生工作者的最高榮譽，是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首先從招生開始。”朱軫激動地說，“會後別人給我送來了小平同志接見我們的合影。“
江蘇高考試題，“產自”沙河水庫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從1977年起，恢復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製度，應屆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報考高等學校，對考生的政治審查，重在本人表現，不再追查祖宗三代的歷史。
中央政治局會議還討論決定：關於考試的經費問題就不要增加羣衆負擔了，每個考生收5角錢即可，其餘由國家負擔；印考卷沒紙，就先調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
10月21日，中國各大媒體公佈了恢復高考的消息，並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將於一個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頓時，全國都沸騰了！
記者在江蘇省檔案館中查找出當年的文件，看到文件這樣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成績特別優良的在校學生可自己申請，學校介紹，參加報考。
招生條件改爲“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爲革命而學”。
招生辦法改爲“根據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准”的辦法。
統一考試分文、理兩類，由省、市命題，縣統一組織考試，地、市招生委員會組織評卷。根據考試成績，由地、市提出參加政審、體檢的名單，公社或廠礦、機關、學校的黨組織負責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
時間無疑是相當緊迫的！朱軫從北京回南京後，立刻投入緊張工作。“幾乎都是從頭開始，從工作人員到領導幹部，我們已經遠離這樣正規的工作超過十年了！”
根據1977年10月15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下達的《關於成立江蘇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的通知》，招生委員會下設一個辦公室，主任是方非，朱軫是副主任。
“加上我們這兩個正副主任，整個省招辦才五六個人。”朱軫說，“熬夜是很正常的事，有時候不知不覺天就亮了，大家極度疲勞，卻極度興奮。”
10月21日，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江蘇省招生會議在南京市307招待所召開。記者在有關資料中看到，爲了配合這次有特殊意義的會議的召開，南京市工商局和南京市建鄴路招待所還特別供應了當時緊俏的牡丹、大前門、雪峯以及南京等名牌香菸若干條。南京市糧食局則補助會議糧每人每天2市兩。
對於沒有抽菸喝酒嗜好的朱軫來說，專批的會議糧也讓他從一個側面感受到了這個會議的重要性。
“不要小看這2兩糧食，當年幹部口糧也就一個月28斤。”朱軫笑着說，“記得當年我得浮腫病後，省裏才特批了2斤豬肉和用米糠加蜂蜜、紅糖拌成的一包糠丸做營養品。”
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題。在這次招生會議上，江蘇確定除考政治、語文、數學外，文科加考歷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學，並指定了考試所用教材。
朱軫告訴記者，當統考消息公佈以後，書店裏的教材立即銷售一空，購書、借書之風盛行，形成“家家忙教育，戶戶談招生”的熱烈氣氛。
“爲做好命題工作，全省抽調了20多名各科的大、中學校優秀教師，由我帶隊集中到溧陽縣的沙河水庫命題、印題。”朱軫告訴記者，“這個地方是水利廳的同志提議的，說水庫四周人煙稀少，便於封閉管理，保密性好。”
到那一看，朱軫覺得有點對不起命題教師。“沙河水庫還沒完全建好，連廁所和浴室都沒有。”朱軫愧疚地說，“只有一個物質上的優勢，那就是水庫魚多，每餐都能吃到幾盤紅燒魚、清蒸魚、砂鍋大魚頭，可以彌補口糧的不足。”
“我始終擔心教師們吃不了這樣的苦，會影響命題進度和質量。出人意料的是教師們在恢復高考制度的激情鼓舞下，一再表示，爲了江蘇的千萬學子，爲了我們的明天，再苦再累也堅決完成任務。20多天，不光高考試題，連中專招考試題也一起出好了。”朱軫摩挲着記者帶去的1977年高考試卷複印件說，“當時命題的難度和便利是相輔相成的。因爲是第一次命題，所以不知道如何控制試題的難度，又因爲是第一次命題，試題的可選擇面就很廣。”
“今天的沙河魚頭已經成爲一道江蘇的招牌名菜，沙河水庫也變成了美麗的天目湖風景區，我已經不太記得當年的滋味了，但有很多‘鯉魚’是從這裏跳出了‘龍門’，哈哈！”
省教育局長的孩子差兩分落榜
資料顯示，江蘇省的第一次高考統考於當年的12月23—25日進行，31萬人報考高校。其中應屆高中畢業生7萬，往屆高中畢業生24萬。報考中專校人數53萬(招收高中畢業生，當時規定大學、中專不能兼報)。
朱軫說，根據江蘇省的實際情況，高校招生考試分初試和統考兩次進行。11月28、29日兩天初試一共淘汰了大約25萬考生。1977年高校招生錄取工作於1978年2月底結束，原計劃錄取9556人，後擴招4864人，合計錄取14420人，使大批在“文革”中失去青春年華的學子圓了求學的美夢。
朱軫告訴記者，恢復統一招生考試製度以後，絕大多數幹部都注意以身作則，大公無私，例如當時的省教育局局長餘衛羣，他的孩子高考成績距錄取分數線僅差兩分，未能錄取，他始終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我們。又如南京中醫學院黨委書記何平，多年在招生辦公室擔任領導工作，他的孩子報考高校，考試成績距錄取分數線僅差一分，爲慎重起見，當時我們決定由考務組負責抽調同期20名考生包括何平孩子在內的各科試卷，密封后交閱卷老師複查，看看閱卷中是否有差錯(當時允許考生查分)，複查後未發現任何差錯，何平的孩子終未錄取。
朱軫對記者說，但在招生中也會遇到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事。
朱軫說，1978年高校招生，某分管省領導的孩子報考高校，總分320分。遵照教育部(78)教學字900號通知“按多於本省錄取數的百分之五十，分文、理兩科劃線，確定本省參加體檢名單”的規定，江蘇省按總分340分劃定體檢分數線即可達到上述要求，但在8月27日召開的招生錄取工作會議上，該領導規定江蘇按總分300分爲招生體檢分數線，在校高中生按總分400分爲體檢分數線，體檢人數將是國家下達招生任務的三倍，當即遭到出席會議的地、市文教局長和高等學校(院)校長的反對。我們將這一情況如實向國家教育部作了彙報。9月1日至9月6日，教育部連續三次打電話給我們，指出江蘇高考體檢分數劃爲總分300分和在校高中生按總分400分參加體檢的規定，羣衆直接反映到國務院鄧辦(注：鄧小平同志辦公室)，建議不要這樣規定。同時說明“該領導曾打電話給教育部某副部長(原在江蘇工作)。教育部研究，仍按教育部原文件辦，這是教育部黨組集體研究答覆的，不是個人意見”。可對這些意見，該領導置若罔聞。不得已，我和時任招辦負責人的徐航共同具名，書面向省委報告，希望改變這個決定。這可氣壞了該領導，他找我談話，質問我：“爲什麼有意見不先通過我，就直接向省委報告？爲什麼一個省教育局局長(指餘衛羣局長)的兒子，高考成績相差兩分就不能錄取，難道這就是你們正確執行了招生政策嗎？”
長嘆一聲，朱軫老人沉默了半天，然後又開口說道：“作爲高考恢復的具體經辦者和見證者，我看着高考30年一步步走來，看着這個制度一點點成熟發展。77年高考恢復工作，上上下下都有點倉促上陣，我們都缺乏經驗，有的環節是有點亂。
“但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77年高考，是新時期的一個起點，是國家從大亂開始走向大治的一個標誌，這就像大病初癒的孩子邁出的第一步，儘管有點磕絆，有點搖搖晃晃，可有驚無險，邁出去了，就是勝利！”
鏈接一：“七·二一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從上海機牀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提出：要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大學畢業生應當先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當普通勞動者。應由基層選拔經過勞動實踐的初、高中畢業生入大專院校，由有經驗的工人當教師。毛澤東在編者按中加寫了一段話：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牀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因爲這一指示是在7月21日廣播中公佈的，所以簡稱爲“七·二一指示”。該指示發表後，首先在兩個方面產生了最直接的作用：一是學習上海機牀廠辦大學的經驗，全國興起辦“七·二一”大學熱；二是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
鏈接二：恢復高考三十年大事記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上決定恢復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據統計，當年的報考人數570萬，錄取人數27萬人，錄取率4.7%。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實行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規定：可以從參加統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數國家計劃外的自費生。一向由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
1985年以後，高考改革的總體趨勢向減少高考科目方向發展。先是將理科7門、文科6門各減爲3＋2共5門，上海則實行3＋1方案。
1989年8月，國家教委決定將標準化考試逐步在全國推行。
1997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並軌招生，高校學費開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國家“全包”的師範專業也實行收費，招生並軌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開始推行“3＋X”科目考試方案。廣東省率先開始在高考科目設置和考試內容上進行改革。
1999年，全國高校招生數在1998年208萬的基礎上激增22萬人，高考擴招步伐正式啓動。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進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爲一年兩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佈取消對高考考生年齡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華等22所高校被賦予5%的自主招生權。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擴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許香港高校在內地自主招生。
2003年，實行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來變革，高考時間提前1個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高考告別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兩地試行高考自主命題後，高考考場上共有15個版本的高考試卷。
2007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實行師範生免費教育。師範生免費教育重返大學校園。
2007年，山東、寧夏、廣東、海南4個省區作爲全國高中新課程改革的首批實驗區，即將迎來課程改革後的第一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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