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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2月，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大學校門。這是清華大學1977級的學生在課堂上。 |
在恢復高考30年後的今天，高考改革成了爭論最多的教育話題之一。
30年來，高考成就了無數青年轉變命運的夢想，其缺陷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高考至今仍是我國最公平、百姓認可度最高的人纔選拔制度。但隨著時代發展，高考制度已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歷史性地梳理高考探索過程中的若乾焦點問題，也許有助於撥開爭論的迷霧，更加理性地看待高考改革。
焦點一：『一考定終身』，高考壓力如何緩解？
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場景：2006年6月7日下午，陝西渭南一名女生比高考規定入場時間遲到了兩分鍾，被擋在考場門外。女生跪地痛哭哀求，但三名門衛始終不為所動……
不管是時間上遲了兩分鍾，還是卷面上少了一分，對於無數孩子來說，高考決定著他上榜還是落第，上名牌大學還是普通高校，進而決定了整個人生軌跡的走向。因此，『一考定終身』是人們對高考最大的不滿之一。
為緩解高考集中的壓力，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開始試行春、夏兩季高考。然而，由於春考招生人數少、招生學校有限，考生報名數量逐年下降，春考逐漸陷入尷尬境地。至今，除上海外，其餘省份均已放棄這一嘗試。
去年年末以來，又有專家開出『一考變多考』的藥方，希望給考生多次機會。此論一出，立起爭議。批評者說：『多次高考猶如凌遲，比一次高考絞刑更為殘酷。』教育部表示，高考『一變多』方案尚在研究過程中。
事實上，『減負』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點目標之一。有關部門為此進行了多方嘗試，一是減少考試科目，縮小考生備考范圍；二是降低考題難度，意在讓學生更輕松地掌握功課，騰出時間來自由發展。結果如何？
1994年，高考科目從7科減到5科，但學生應試訓練的強度仍未見降低。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說，哪怕只考一科，學校也會讓學生訓練到極限。就好比科舉考試，只考作文，還是讓無數考生累得吐血。
2001年，北京考題難度略有下降，而清華錄取線從前一年的600分昇到625分。難度低了，考試分數就『水漲船高』，為了競爭，學生們仍然絲毫不敢松懈。
盡管把高考時間從7月提前到6月等人性化舉措受到普遍稱贊，但日前新浪網組織的一次高考專題調查顯示，多數人認為，30年來，高考對學生的壓力有增無減，原因是他們除了高考沒有別的出路。
劉海峰分析，高考的壓力其實不在考試本身，而是來自社會，在傳統的人事、用工制度和人纔觀念下，青年人成纔途徑單一，纔形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局面。高考競爭實質是社會競爭的縮影，在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單純依靠高考改革來減輕學生負擔難見實效。
焦點二：『一把尺子量天下』，怎樣展現人纔個性？
1977年參加高考的孟昭春，如今已是國內職業教育領域最有名的管理學專家之一。他說，如果沒有當年恢復高考，就沒有他今天的成就，但是他卻讓女兒不要太看重高考。
女兒高中英語成績突出而其他科目一般，孟昭春對她說：『當前的高考用一張考卷評判所有人纔，這顯然不科學。你能否成纔，關鍵看你能否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在於高考成績。』
『一把尺子量天下』是高考制度遭受的又一批評。孟昭春認為，人們總說『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單一尺度的高考卻造成了更深層的不公平：一是不同學生有不同的專長、興趣和職業傾向，這些被高考壓抑了。二是我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學生基礎各異，作文考『面向大海』還是『背靠大山』對上海和重慶學生影響不同，英語考不考聽力和口語對城市和農村孩子影響也不一樣。
1999年，教育部開始在部分省市試行『3+X』科目考試方案，這是30年來力度最大的高考改革動作之一。『3』指的是語、數、外；『X』是指從理、化、生、政、歷、地等科目中自由選組或綜合。廣東省率先試水，到2003年，各地普遍推開，衍生出了多種形式。
數年來，對於此項改革的評價不一。去年，國家統計局在京、津等十省市進行的一次專項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3＋X』體現了『一般』和『特殊』相結合的現代教育理念，但仍有約三成學生表示不贊成這種方案，認為它加重了偏科傾向和課業負擔，沒有完全實現改革初衷。
為體現區域特色，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全國統一命題的傳統，實行自主命題。去年，高考考場上已有15個版本的試卷。這項旨在促進區域考試公平的改革獲得了較廣泛的認同。
縱觀上千年的中國考試史，『統一』和『個性』一直是個兩難選擇，但既然人纔需求是多樣化的，就不能用單一標准來評價。總體看，這方面的改革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專家們從各種角度提出了建議。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主張，所有科目分為不同的難度等級，不同類型的高校、不同學科專業，可選擇不同難度的試卷，以進一步分解高考的結構性競爭。
焦點三：改變應試教育，糾正『高分低能』弊端
2005年，因面試不過關，11名內地高考『狀元』被香港大學拒之門外。港大稱，只求讀書來港，完全不打算參與課外活動的『書呆子』，就不會被錄取。
盡管人們並不認為所有高考『狀元』都是『書呆子』，但應試教育造成大批學生『高分低能』卻是不爭的事實。長期以來，高考偏重知識記憶，忽視學生實際能力的考察，結果造就了一批缺乏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考試機器』。
這已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類似呼聲就已出現，教育主管部門也一直努力在高考中加大能力測試的比重。如語文、政治等科目，本世紀初，試卷中課本知識的比重還佔到一半以上，如今在一些地方已降至20%，其餘內容則是能力考察。
什麼是能力？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乾說，現在世界上公認有幾大方面的能力：觀察能力、適應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特別是與人合作的能力。
山東省2007年的高考改革新方案中增加了基本能力考試，它測試的是學生適應社會生活應具備的最基本知識、能力素質，如觀察社會生活、進行藝術欣賞表達感受等能力。
北京語言大學漢考中心副主任謝小慶認為，與知識考試相比，能力考試不容易受到強化輔導的影響，幾乎是無法准備的，對記憶力要求較低，更關注受測者的發展潛力。但要改變長期積累而成的應試教育模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具有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做支橕。
2006年4月，經教育部批准，上海交大和復旦大學嘗試通過『考試＋面試』的方式自主選錄學生，高校招生第一次與高考分數脫節，矛頭直指『應試教育』，被稱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舉』。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說，盡管面試招生的公正性、主觀性以及成本依然遭受質疑，其效果還有待實踐檢驗，但是把學生從課本知識中解放出來、讓擁有較強綜合素質的考生脫穎而出，已是大勢所趨。
焦點四：『廢除高考』是否可行？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寧波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范誼建議『廢除高考』，建議用高中會考等方式測試學生『學術潛力』，同時大幅提高社會服務、學校社團記錄、教師評價等因素在學生考核中的比重。去年則有專家提出『由中學老師推薦學生上大學』，全國統一考試分數不公開，只用來證明老師沒有說謊。這些觀點都引起了激烈爭論。
事實上，偏重用考試方式選拔人纔的局限性早已顯現，相關的改革探索也一直在進行。1984年，我國開始進行保送生試點。通過推薦、選拔和考察部分有特殊纔能或特別優秀的學生，免予參加文化課考試，彌補統一招考的不足。上世紀90年代初，保送生計劃人數曾一度擴大。
但問題隨即顯現。為了提高上名牌大學的昇學率，中學對保送生普遍『推良不推優』，還出現了申報材料作假、乾部和教師子女保送比例過高等不良現象。1999年，教育部規定，所有保送生必須參加綜合能力測試。2001年，每年約2萬人的保送生規模被壓縮至5000人，同時保送的『軟條件』都變成了『硬指標』。
還有高校自主招生改革。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華等22所高校擴大自主選拔錄取試點，去年增加到53所。這項改革使高校有了更多自主權，為不拘一格選拔人纔拓展了空間。但出於公正性的考慮，自主招生比例一直受到嚴格控制，僅為學校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的5%。
『廢除高考』論者參考了國外經驗，如美國高校招生，就十分重視中學老師或其他權威人士就學生社會實踐、實際工作能力、品德、特長寫出的推薦意見。但接受記者采訪的多數專家反對照搬國外經驗。孟昭春說：『在我國社會誠信機制尚不健全的今天，實行推薦制一定會產生權力尋租的腐敗現象。』
目前，在中國還找不到一套比高考更加公平有效的人纔選拔制度。新浪網的高考專題調查顯示，『支持改革，不能廢除』的意見佔到86.14%，而『支持廢除』的只有9%。
30年來的實踐證明，高考改革不是單純的教育改革，它受到社會發展水平、教育發展均衡程度、誠信制度建設等多方面制約，牽一發而動全身。劉海峰以老子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來比喻高考改革：如果相關配套措施和管理手段跟不上，操之過急，不僅會在實施中走樣，還有把『小鮮』翻爛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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