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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蛋糕有待社會公正——民主社會主義在瑞典
如果硬要比較的話，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國高。我們還可以說，瑞典的窮人生活得遠比美國的窮人體面，而窮人的體面直接決定着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瑞典的實踐表明，沒有平等的精神，沒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製度，財富很難持續積累，效率也就很難保證。原因很簡單，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會造成社會動亂，制約經濟的發展。
我們對瑞典的誤讀，往往是從“蛋糕”的概念開始的。在我們把社會保障視爲蛋糕的同時，也產生了這樣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先把經濟搞上去。
但在上世紀30年代初，瑞典社會民主黨開始着手實現他們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把社會保障僅僅視爲蛋糕。那個時候，即便有一塊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並沒有多大。瑞典社會民主黨苦心琢磨的是，怎樣才能建立起一個“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會”，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用通俗點的話來說，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劃分蛋糕。
瑞典無窮人
簡略地回顧一下瑞典GDP的增長過程，會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保障在瑞典模式中發揮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黨在大選中獲勝，並連續執政四十多年，從而成功地創造了瑞典模式。當時，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約合1元人民幣)，在歐洲排名大約爲第7位。1960年，即社民黨執政差不多30年後，瑞典的人均GDP達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過了人均1000美元的關口。如果不是經歷二戰，這個過程應該會更短一些。戰後，瑞典的社會福利體制逐步建立，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全民醫療保險、全民免費教育一項一項的計劃逐步落實，瑞典進入了一個“黃金髮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使人均GDP達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約6.6倍，瑞典不僅成爲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且在聯合國的社會發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給世人展示的當然不只是愛立信、沃爾沃、宜家這樣一些象徵經濟實力的企業和名牌，更是一個公平、透明的社會。這後一點，通過對瑞典窮人與美國窮人的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學習時的房東——退休老人諾迪魯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當時約合1000美元。從收入上看，他應當屬於10%的最窮者。但他住着一幢屬於自己的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瑞典人均住宅擁有率要遠高於美國)，也就是我們常常在中國的房地產廣告上看到的“獨幢別墅”。小樓後面有個小院子，種着各種各樣的花草，另外還有一個玻璃花房。老人的鄰居是一位大學教授，也住着同樣的獨幢別墅。諾迪魯斯的兩個兒子全都讀了瑞典的名牌大學，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師。而在美國，跟諾迪魯斯一樣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難靠自己的積蓄來供孩子讀名牌私立大學，也肯定住不起這樣的房子。
我這位房東之所以買得起房子，主要是因爲他不需要爲孩子上學存錢，也不需要爲自己退休後看病存錢，他沒有“後顧之憂”。比如醫療，瑞典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我在瑞典工作時，如果一年之內看病的費用，包括掛號、買藥、打針、檢查、化驗等等，超過了1800瑞典克朗(以現在的比價換算，相當於同樣數額的人民幣)，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費。
差別當然還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訴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滿18歲，就很容易獲取貸款，銀行有時根本不加細問。而在美國，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國窮人甚至連賬戶都開不了，拿到工資支票後，只能再到典當行去兌現，而典當行往往會收取相當於兌現金額3%至10%的手續費。統計顯示，美國約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這樣的服務。這個比較其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經濟模式下生活質量的不同基礎。美國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質量受收入影響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會福利，福利則要靠比較公平的分配來實現。
如果僅僅從收入上看，瑞典與美國差距的確不小。但全民免費教育值多少錢？全民醫療保險又值多少錢呢？所有這一切加在一塊兒，又給瑞典人的生活質量帶來了什麼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報告說，如果在統計時考慮到醫療費用的話，亞洲的貧困人口至少要比現在多7800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過：“對諸如這樣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長久一些的自由，逃脫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獲得有適當報酬的就業機會，在和平的、無犯罪的社區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當的指標。”假如一個社會越是需要個人用金錢來購買生活質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現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較瑞典人與美國人的收入似乎沒有太多的意義，換句話說，如果硬要比較的話，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國高。我們還可以說，瑞典的窮人生活得遠比美國的窮人體面，而窮人的體面直接決定着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把危機變成轉機
19世紀的瑞典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瑞典的工業革命來得比較晚，起步於1830年代，真正開始發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國工業革命的帶動下，瑞典成了鐵礦石、木材等原料的供應國。當時瑞典工人的生存狀況非常惡劣，既買不起他們自己生產的產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當時規定，參加議會和地方選舉的條件是年收入必須超過800克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紅房子》一書中描述過當時一位木匠的心裏話：“太太們啊，老實告訴你們吧，日子已經苦透了，而且以後還會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們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從貧民窟中洶涌而出，我們將要回到我們的牀上，是要回嗎？不，是奪回！”和許多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如此惡劣的工人生存狀況也意味着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動盪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會主義運動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奧古斯特·帕爾姆，他在德國、丹麥參加過工人運動。1881年，帕爾姆從德國回國後，在南方城市馬爾默做了一個歷史性的演講，題爲“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他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者並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資產，而是要把資本家們拿走的、工人應得的那一部分要回來。他舉例說，工人拿了50克朗，資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資本家是一個人，工人是50個人，所以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團結起來，與資本家作鬥爭，但目的並不是要把資本家所擁有的財產全都奪回來，而是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由國家來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SAP)成立，當時它的終極目標雖然是消滅階級，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選擇的路線卻是爭取普選權，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後來社會發展的結果表明，工人一旦獲得普選權，就形成了影響國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現存體制下實現改變分配體制的可能，與此同時他們也失去了實行全面社會化(國有化)的意願。所以，瑞典社民黨領導的工人大罷工大多是和普選權聯繫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實現了全民普選權。強大的工會運動使社民黨有了長期執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給瑞典以沉重打擊，失業率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過了兩年，北部的奧達倫發生罷工，政府派兵鎮壓，打死五人，這是瑞典近現代史上最著名的慘案，導致動亂升級。同年，“火柴大王”克魯格因股票泡沫破滅而自殺，將衆多瑞典企業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魯格的“補貼”，致使內閣倒臺。嚴峻的事態表明，和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關口。
1932年，社民黨上臺後實施“人民之家”的計劃，開始了福利國家的建設。瑞典的變革與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出現的變革大體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會運動更爲強大，而平等、妥協、合作的理念已經深深地滲透進了瑞典民族的傳統之中。特別由於工會運動的強大，瑞典的社會力量達到了一種新的平衡，當工會、僱主協會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談判桌前時，他們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在決定着這個國家的命運。勞資雙方在政府的協調下通過談判最終達成了工資協議，實際上也爲確保國家經濟的運轉尋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
傳統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動力
瑞典福利國家的大廈當然不是在平地上構建的。其實，早在社民黨1932年執政之前，瑞典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社會保障，這與宗教傳統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基督教“愛你的鄰居”的觀念，很容易與瑞典民族在海盜時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產生強烈共鳴，兩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響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歷史教科書上，19世紀是現代社會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開始逐漸從教會手中接過社會福利的責任。這個變化有兩大背景因素：一是工業化的發展造成大批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貧富差距拉大，窮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離，教會的職權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兩次通過《濟貧法》，確定“使每個貧民吃飽飯是每個教區和城市義不容辭的責任”。教會當年構建的社會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並擴展的同時，它所傳播的道德觀念也延續了下來。
1847年瑞典通過《濟貧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傷賠償法》；1910年，瑞典又通過了《病假保險法》；1913年，瑞典通過全民享受的養老金法案，被視爲社會保障體制的基石，其時瑞典的人均GDP爲656瑞典克朗(此數據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較計算，約相當於相同數量的人民幣)，在全歐排名爲第九。
不可否認，這些法規的通過爲後來社民黨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但從本質上看，那時的保障體制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言，仍然是被動的、輔助的，更多的是統治階層試圖緩解勞工衝突和兩極分化的手段。歐洲學者在分析瑞典、德國等國早期的保障政策時，有過這樣的評價：“俾斯麥將‘社會國家’視爲抵禦社會主義的良藥。工人階級通常是早期社會政策的客體，而非主體。”比如，瑞典雖然早就有了養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卻享受不到養老金，只能靠救濟過日子。而按照當時的《濟貧法》，領取救濟者必須放棄選舉權，這項規定也是直到上世紀40年代才改變的。因此，那個時候的社會保障與後來社民黨建立的福利體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黨的目標與此前的社會保障體制有着本質的區別。
在瑞典社民黨構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經成爲主體，社會保障不再只是救濟或給予，而是要打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平等發展的平臺，它也是經濟進步不可或缺的動力源。丹麥學者安德森講過這樣一個例子，他在1980年代對18個西方國家的福利情況做調查時發現，“工人運動反對舊有的濟貧傳統，因爲他們要爭取堅實的‘公民’權利”。而這樣的濟貧傳統在民主社會主義佔主導地位的北歐國家幾乎完全絕跡，而只有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還佔有相當顯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貧濟窮式的做法雖然根本改變了，其道德理念卻對社民黨後來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響。西方學者對歐洲社會發展的研究結果表明，推動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於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傳統宗教中的博愛和人道的觀念。在《社會福利國家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德國學者考夫曼認爲：“一個基於自由、權利平等，以及藉助市場經濟和社會福利國家實現其公民團結互助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啓蒙運動文化影響的西歐社會中產生。”社會黨國際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宗教的聲明》也明確提到，“在歐洲，基督教教義乃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規則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條件
在1932年的競選中，社民黨就沒有像以前那樣提出“社會化”的目標，而是強調了“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當時的社民黨人看來，在福利大蛋糕出現之前，需要對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爲將來蛋糕的劃分奠定一個公平的基礎。後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沒有這樣的改革和規則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無法做大的。
由於社民黨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中推進的，我們在看到當時瑞典經濟還比較落後，特別是貧窮分化在加劇的同時，也需要更多地關注當時瑞典社會的政治基礎，即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其透明的政治運行規則。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執行政務公開的國家。早在1766年，瑞典議會就確立了政務公開的原則。這項法規也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員申報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國學者據此認爲，美國國會直到1966年才通過《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這部法規的通過並不是一種意外。瑞典在經歷了18世紀初的“自由時代”後，已經成爲了一個相當開放的國家，政黨制度的雛型出現，文化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公衆的政治覺悟也逐漸提高。在《瑞典史》中，那個時代被描述爲“既有光芒燦爛、詩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鬥爭和黨派間傾軋的一面”。正是因爲有了這個時代，1809年，瑞典通過了“最早的一部歐洲實行的成文憲法”。瑞典投資促進署出版的《走進瑞典》的宣傳冊上，寫着這樣一段話：“除了國際化之外，透明化的社會也總是讓瑞典人引以爲豪，如果說‘國際化’主要是受經濟的驅動，那麼‘透明化’則是發自瑞典國民內心對於公正、平等的要求。”
正是由於有了特定的道德觀念與政治傳統，瑞典社民黨才能推動進一步的政治變革，特別是對分配體制的改革。
分配體制改革的要義在於平等
被稱爲瑞典模式設計師的經濟學家梅德爾曾經說過，瑞典模式有兩個最突出的目標，一個是全民就業；另一個是平等。這兩個目標也是社民黨政府自1930年代開始改革的重點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深刻烙印。
在當時的歐洲，瑞典經濟雖然比較落後，但並不是最落後的，而且隨着工業革命的發展，也有了一些積累。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製度出了問題，與瑞典社民黨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極不相符，也嚴重製約了可持續發展。
瑞典社民黨提出的“全民就業”，是通過擴大公共部門、加強職業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業的經濟政策，有着較濃重的凱恩斯主義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黨人看來，“充分就業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目標。它使人人都能參與福利創建工作，防止失業造成的不平等、人身傷害和社會排斥。”(瑞典社民黨黨綱)1932社民黨執政後，大幅提高公共開支，用於創造就業機會的開支也比以往佔更大比例。從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裏，瑞典失業率從未超過3.5%，在西方國家中極爲少見。
從1930年代開始的分配體制改革從一開始還突出了“全民”的意義。瑞典學者阿德勒-卡爾鬆在《職能社會主義——瑞典的民主社會化理論》一書中說，“實現任何社會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貧窮國家的主要權力主體甘心爲人民大衆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維護少數權勢集團的特權。”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公平的問題，是全國公民無論男女，無論工人、農民、官員，無論職位、級別高低，無論收入多少，都能夠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問題。比如，政府有責任幫助每一個失業者找到工作；養老金人人都有權享受，並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給小孩的補貼也一樣，每個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頭髮給；醫療保險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職位高低和就業部門不同而有區分；住房政策則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這個詞，就需要理解重新分配這個詞。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從1930年代開始提出並逐漸完善的一整套理論，以及依據這些理論制訂的政策方針，無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實際上，瑞典社民黨一直以來做的事情就是，“奪取和控制所有權職能中的若干職能。而這些職能早先是由資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這些職能仍舊由資本家自己控制。”
這是一些什麼職能呢？比如就業培訓指導、教育、醫療、養老，所有這些領域的資源，都要由國家來統一、公平地分配。這就是所謂“經濟領域私有化＋社會領域社會化”的模式。
筆者雖然在瑞典生活工作了六年，但對於這一整套“全民”體制的真正理解，也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最初是一知半解。不得已只好問朋友，朋友笑笑說：“舉個例子你就會明白，如果有三個人，一個是收入較少的工人，一個是收入較多的教授，另一個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官員，他們假如患有同樣的疾病，將享受完全同樣的醫療服務，花同樣的錢買藥，住同樣的病房，做同樣的檢查和手術。”朋友的話讓我心中豁然一亮，原來，社民黨所追求的平等理念並不複雜。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當時的社會矛盾激烈衝突造成的結果，又是在這些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的推動下而出現的新一輪改革的結果。這個北歐王國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實踐表明，公平社會的構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觀念、理論基礎、政治環境和文化傳統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體制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夠解決的問題。相對於財富積累來說，一個比較更爲公平的分配體制對於保持社會的和諧發展可能更爲重要。
(作者是北京資深媒體工作者)
小資料：數字瑞典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的聯合國發展指標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
2006年國際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賄者名單中排名第二。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2006-2007年國家競爭力排名中，瑞典繼芬蘭、美國之後排名第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2005年科學報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學創新第一的國家。
2000年瑞典首次超過美國，成爲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瑞典基尼係數爲0.30，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社會結構正在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棗核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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