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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五辯
瑞典的醫療投入和分佈幾乎沒有什麼城鄉差別，而在中國，擁有35%人口的城市佔有85%的醫療資源。所以，全民醫療保險其實並不完全是一個投入多少的問題。
1.全民醫療保險體制、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體系……全民的意思就是要加大投入，讓最需要照顧的人得到照顧。
不準確。全民享有的核心是平等。比如，中國每千人平均有1.5名醫生，擁有3.1張病牀。瑞典差不多每千人有3.1個醫生，擁有3張病牀。與瑞典相比，中國的公共衛生資源有一定差距。但更大的差距還是公平方面的差距。瑞典的醫療投入和分佈幾乎沒有什麼城鄉差別，而在中國，擁有35%人口的城市佔有85%的醫療資源。上海徐彙區每千人擁有醫生5.22人，就遠遠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數。所以，全民醫療保險其實並不完全是一個投入多少的問題。
2.工會力量強大會更多地出現勞資矛盾，甚至會更多地引發罷工。
不準確。不久前，瑞典工會領導人就講過這樣的話：罷工是“最後的手段”，只有到了要維護憲法的時候才能使用。在他們看來，工人的利益可以通過談判獲取，而罷工往往會造成兩敗俱傷。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工會必須要有緊密的團結，能對國家政治有足夠影響力，而勞、資與政府三方亦應有明確的定位，特別是政府扮演的“中間人”角色更是不能混淆。
實際上，當福利社會開始形成時，工會就已經從一個利益的爭取者，逐漸地演變爲利益的獲得者，他們的責任更多地是在現有體制中，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德國學者考夫曼認爲，工會成功地爲廣大人民羣衆在企業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紀律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而現在制度的正常運轉有賴於他們的忠誠。在大多數國家裏，工會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來阻礙經濟增長，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即讓僱員們學會接受勞動關係的不斷變化，而這些變化是提高生產力的經濟現代化所必需的。
3.高福利會養懶漢，使人們產生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症。
不準確。實際上，在1950年到1980年這段時間，瑞典的經濟增長率保持了相當高的增幅，而這段時間恰恰是瑞典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並開始發揮作用的時期。優厚的福利確保了社會和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從歷史上看，早在19世紀瑞典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時，就引發了資方的強烈批評。而在上世紀80年代初，瑞典又再次出現了“福利養懶漢”的抱怨，並直接引起了反對黨人士提出的在醫療等領域全面實行私有化的改革要求。
對這樣的論調，社民黨的反駁相當有力。瑞典社民黨前領袖卡爾鬆曾十分清晰地闡述他的看法。他說，瑞典社會的確有一部分人是在依賴福利，但這部分人大多是失業者和低收入者，他們無法養活家人。如果想讓這一部分人不依賴社會福利，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提高他們的工資，或者是幫助他們找到有足夠收入的工作。卡爾鬆接着說，問題恰恰就在於，那些反對依賴福利的人往往也是支持拉大工資差距的人。他們更多地強調競爭，更願意減少最低工資水平而不是提高。
不言而喻，卡爾鬆這番話的意思是，正是這些人在製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賴社會保障的人。也正因爲如此，纔有必要通過再分配來確保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領域的公正，確保給這些人提供重新參加工作的條件和機會。這就是當年瑞典社民黨建設“人民之家”的初衷。社民黨中類似的觀點還認爲，蛋糕越大分配才能越多，但有的時候，經濟越是不好，蛋糕越是難以做大，分配反而越是重要，也就越是需要切蛋糕的人更多地關注最容易受到衝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4.改革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逐步探索才能找到方向。
不準確。改革的確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定的條件，也需要創造各種各樣的條件。但我們可能更多地關注瑞典模式成功的條件，而忽視了一個可能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即這個工程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通過分配領域的改革，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社會福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體制的走向。在這個大目標下，瑞典社民黨不斷地通過探索，構建起獨特的福利模式。在這個過程中，瑞典人沒有采取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而是緊緊地圍繞着大目標做文章，發現與目標不符，就趕快改過來。比如，有些學者也曾建議瑞典學習美國的一些經驗，社民黨人卻非常慎重，原因就在於，美國模式與瑞典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對美國有效的方式，對瑞典未必有效。
5.全球化給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帶來嚴峻挑戰，瑞典未來只有減少福利才能提高競爭力。
不準確。福利體現的是保障體制，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的一面。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給瑞典繼續保持高福利的體制帶來了不少挑戰。但也應當看到，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瑞典模式所體現的理念給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挑戰會更加嚴峻。歐盟將越來越不能容忍競爭對手以低水平的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來進行競爭。他們要保衛的不只是工資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維繫社會穩定的體制，這或遲或早會波及到中國。當我們在用廉價商品向歐洲發起一輪又一輪的衝擊時，瑞典等歐洲福利國家也在用類似於集體談判的模式來影響我們。相對說來，我們的衝擊力在短期內可能更有力，卻缺少可持續性；而瑞典等歐洲國家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長久的。因爲像瑞典這樣的工資談判制度實際上體現了全世界所有勞工的共同願望：更穩定的工作與更體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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