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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在被問及“新社會階層”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時，58.5%的人認爲“非常大”或者“比較大”。但是，一半(50.5%)受訪者並不認爲自己屬於這個新階層。更有意思的是，儘管人們更傾向於認爲新階層的社會貢獻大、生活富足、文化水平高，但如果可以選擇，更多的人(42.3%)還是願意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就業，而不是選擇非公經濟領域或自由職業。(《中國青年報》6月18日)
顯然，在面對“新社會階層”時，大多數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一方面，對“新社會階層”的讚賞有加，說明的是不少人心嚮往之；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對這一階層心存顧慮，更願意選擇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就業。這一點，從“新社會階層”的“叫好不叫座”，以及公務員考試一年熱過一年中就可窺見一斑。
“新社會階層”會對公衆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根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的介紹，“新社會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加上在相關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總人數約1.5億。他們掌握或管理着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着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貢獻了全國近1／3的稅收，每年吸納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與此同時，他們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政治訴求在逐步增強。
生活富足是表達政治訴求的物質前提，而政治訴求增強所帶來的制度化成果，則是確保生活富足的“定心丸”。無疑，“新社會階層”的政治訴求集中於公平、正義、民主和法治這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因爲作爲一個承上啓下的社會階層，“新社會階層”恰恰承載了確保社會公平有序流動的重任。正因爲茲事體大，所以也任重道遠。不久前社科院的調查就顯示，“新社會階層”正遭遇到來自精英聯盟的權力排斥。這說明，訴求歸訴求，但訴求得到滿足卻是艱苦卓絕的過程。
“新社會階層”訴求的是一種良性的制度變遷，但制度的變遷無一例外地需要大量的行動者。這不僅需要“新社會階層”自身的努力，同時需要更多人的參與和支持。當不少人不認爲自己或者不願意承認自己屬於“新社會階層”，並且更傾向於選擇躲藏在體制的庇佑下隔岸觀火，證明的不僅是新社會階層的散沙一片，還有“新社會階層”缺乏充分的社會和輿論援助的尷尬。
觀望和坐而論道註定無法推動制度變遷，當“新社會階層”揹負着沉重政治訴求的殼，像蝸牛一樣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時，其實大多數人都在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數”角色。不少人對體制的依戀，並不代表其多麼不願意爲制度變遷承擔任何風險，更願意坐享其成——等候他人突破體制的藩籬，分享其成果。
“搭便車”心理註定無法催生制度變遷的行動者，反倒會造就制度變遷中的“公地悲劇”。當所有人都試圖通過寄生體制的方式分享他人的成果時，事實上沒有人會去充當制度變遷的行動者。孤立無援的“新社會階層”在訴求四處碰壁面前，也會放棄具有普遍價值的訴求，而去迎合或者依附於權貴來分得“一杯羹”。這不僅是“新社會階層”的悲哀，更是“體制內人”所不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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