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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惟上不惟下、無須敬畏民意的堅固而扭曲的官場邏輯，造就了某些基層官員官德的變異，使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官員逐漸失去了道德自覺和人道自知，從而視百姓如草芥。時下鄉村種種怪現狀亦多是由此演化而來，黑磚窯公然逼人爲奴，只是其中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而已。
隨着窯奴陸續被解救，涉案者相繼落網，山西黑磚窯事件似乎就要塵埃落定了。但是對此事件的追問與反思，卻顯然遠未到塵埃落定時。
在當代社會，對包括未成年、智障者在內的同類施以殘酷的虐待和奴役，實是人神共憤的滔天罪惡，實是對文明的巨大挑戰，實是對人性的嚴重戕害。
事到如今，有一個問題愈發顯得重要起來：這些黑磚窯年復一年光天化日之下重複着同樣的罪惡，爲什麼那些“在場者”———當地政府部門竟然敢於一直聽之任之，甚至有暗加保護者？而當地村民面對眼皮底下的人間慘劇，爲什麼甘作“沉默的大多數”？
有論者將其歸結爲“人性的集體沉淪”。這或是黑窯肆虐的直接原因，但進一步追問———人性又何以沉淪至斯呢？那些村民，難道意識不到這同樣是對自己或家人的威脅？那些知情卻不採取任何行動的基層官員，難道不怕這樣做會影響到社會對自己的道德評價？
以筆者的理解，一般村民的沉默大抵是出於無奈。試想，當勞動部門的執法人員都會知法犯法，當攜帶攝像機的電視臺記者都會受到威脅，當解救自己孩子的家長都會受到百般阻撓，那些與窯奴無親無故的人們又能做些什麼呢？又能做到些什麼？因此，黑窯肆虐現象同時也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普通人面對權力者及其勾結者的肆意妄爲，是如何的無奈和無助。
真正值得剖析的，是那些助紂爲虐的基層官員們的內心：他們爲什麼喪失了基本的人道自覺？爲什麼竟敢如此運用手中的權力？爲什麼絲毫不顧惜自己的道德形象？爲什麼不懼怕民意的指點、輿論的譴責？他們之所以喪失了基本的人道自覺，是因爲一些基層政府在管理地方事務時從來就不曾秉持“人道”的標準。這，甚至已經形成一種行爲習慣。而之所以不懼怕輿論和民意，則是因爲有這樣一種現實邏輯存在：對某些基層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來說，民意不足懼，輿論不足懼，道德形象好壞一般也不會影響到其前程。這些行爲習慣和邏輯信奉，是當地政府部門及其人員面對黑磚窯，卻能毫無愧怍地保持沉默甚至助紂爲虐的根本原因。
看事態的發展，似乎也恰恰正在證明着這種邏輯的“可靠”：“強勁”的輿論，只是幫助暫時解救出了一些窯奴，將少數黑心窯主和包工頭送進了監牢，卻無從撼動那些有長期瀆職之嫌的幹部。譬如，迄今被真正“處理”的最高級別的“幹部”，是那位縱子作惡的村支書。就連那位倒賣童工的勞動執法人員，也仍然在被勞動部門“留用”。就黑磚窯事件的嚴峻程度和巨大影響來說，這顯然近乎諷刺，甚而言之，就是挑戰，是扭曲的官場邏輯向法治和道德秩序的挑戰。
而且，此次的黑磚窯事件看起來是通過媒體才得以迅速解決的，似乎是媒體和輿論的榮耀；但從另一方面細想，媒體和輿論其實也不無尷尬，因爲此次媒體發揮作用，仍然沒有能夠離開“驚動高層、作出批示、派駐工作組、專項行動”的路徑。換言之，即便惡劣如蓄奴這樣的事件，基層政府部門也很難被輿論、被數百名家長的泣血控訴所觸動，從而主動“起而行之”。這到底是媒體和輿論的幸還是不幸呢？
無論媒體和輿論幸與不幸，官場只惟上不惟下、無須敬畏民意的堅固邏輯已是昭然。正是這種堅固而扭曲的官場邏輯，造就了某些基層官員官德的變異，使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官員逐漸失去了道德自覺和人道自知，從而視百姓如草芥。諸多鄉村溫良道德傳統的被破壞和暴戾之氣的不斷滋生，正與此種治理邏輯有關。時下鄉村種種怪現狀亦多是由此演化而來，黑磚窯公然逼人爲奴，只是其中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而已。(文/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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