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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6月16日晨的報道，山西河南解救出被拐賣窯工已達548名。但是尚未救出的到底還有多少，無人知道。山西上1000家磚窯，假定其中100家是黑磚窯，每窯奴役10人，就有1000人。可是根據目前的情況看，受害人可能遠大於此數！
黑磚窯事件，受害人數衆多、歷時漫長(有長至六七年者)、後果慘不忍睹，對當地政府而言，顯然已經不是“管理不力”區區四字所能搪塞的。黑磚窯主、包工頭、人販子固然可恨，但癥結卻不全在此。好比病毒雖然可惡，真正的核心問題卻在人們的免疫系統是否健康有力，如果免疫系統失靈，無處不在的病毒就會成功入侵，致人體病變。
等到水落石出之日，相信那些黑磚窯主、包工頭、人販子以及涉嫌瀆職、行政不作爲的政府工作人員，如果被確定有罪或者行政行爲違法，須承擔刑事或行政責任之外，還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除此之外，對這樣後果慘絕、規模驚人的人道主義災難，相關的各級政府有沒有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三條(詳見該法，限於篇幅不引)規定了五項國家應當賠償的行政行爲。如果警方涉嫌參與分紅被查實，那就是典型的間接故意犯罪，符合該條除了第四項之外所有侵害人身權而致使國家賠償的構成要件；如果涉嫌瀆職犯罪(例如刑法第398條規定的玩忽職守罪；第416條規定的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第417條規定的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則符合該條第五項規定的國家賠償要件。除了構成犯罪的行爲之外，與黑磚窯事件相關的一般行政違法只要被查實，也符合該條第五項規定的賠償要件。
黑磚窯主、包工頭、監工、人販子們之所以能夠如此無法無天，不是因爲沒有法律，不是因爲沒有警察，不是因爲沒有政府。而是這些地方的政府在壟斷了治安權的同時並沒有保一方平安，所謂佔着茅坑不出恭。更有甚者，這些地方的政府從保護人民的職責中潰逃而造成整體性瀆職，法律在那裏名存實亡，甚至是反向地存在。如果一個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人民還可能通過自我組織行使自衛權保護自己。如果政府某些職能完全癱瘓失靈甚至變成了侵害者或其保護者，人民就會陷入最悲慘的境地。這樣的狀態正是政府當作爲處不作爲、不當作爲處亂作爲的結果。
在法治秩序中，行政權具有主動性、直接性等特徵，與人民基本權利關係密切。因此，對它的監督也就應該相對嚴厲一些，黑磚窯事件中，政府之所以應當承擔國家賠償，理由便在此。
目前我國國家賠償法的行政賠償責任奉行“違法責任原則”，即行政行爲只有違法時才承擔責任，這是對政府最寬容的一種歸責原則，世界上許多國家早已進入“無過錯責任原則”時代。即使如此，在黑磚窯事件中，無論多麼寬容的規則，相關的各級政府都難辭其咎，應當承擔國家賠償責任。否則何以解釋該事件規模之大、歷時之久、後果之慘絕？
爲了不再出現如此恐怖的人道主義災難，各級政府該對此深刻反省，並且承擔國家賠償責任。我相信，如果各級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將是進一步規範行政行爲的重要舉措，具有儆誡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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