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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發展面前，抗議可能是堂吉訶德式的。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今年年初出席電臺節目時就明確表示，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已經上馬，填海造地成本高昂，停止拆卸皇後碼頭是不切實際。他後來在香港一家報章中以個人身份發表《解構『集體回憶』》一文，批評一些市民濫用『集體回憶』字眼:『似乎任何東西，只要有人想保存下來，便會用上「集體回憶」這詞，』『香港寸土寸金，要保留一處地方，應有一個更有力的理由。』
你漸漸會驚訝地發現，這幾乎就是我們在內地的許多城市都能聽見的無處不在的爭吵的一部分。爭執的雙方各執一辭，也都有無法辯駁的理由。但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氣勢凌人的建築和華麗光彩的店鋪所構成的香港，一度是內地各大城市試圖模仿和超越的榜樣。很難說，現在是內地徹底皈依了香港的商業准則和『中環價值』，還是內地高速發展的風潮刺激了香港，讓大家爭先恐後地加入了同一種發展模式之中。看起來，二者在許多方面都如此密不可分，以至連同徘徊在城市上空的基建聲和拆遷聲都那麼雷同。
許多原因讓人們把這座城市當作他們的精神偶像。它創造出的流行文化曾經無比真實地慰藉了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內地人熱鬧青春期的精神世界;它在更漫長的時間裡為中國內地的改革提供資金和經驗。這個獨特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之初受到比其他任何一個中國城市都集中而熱烈的追視，它意味著未來經濟成就和物質生活的可能性，它成為一系列想象的混合體。但這些仰視常常讓人們忽視二者之間存在著的更為廣泛而本質的聯系。
『內地的資源，香港的經驗。』香港問題專家陳其樂說，這纔是香港奇跡的全部。即使是在香港以一個殖民地身份成長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的156年中，它的非中國人口一直都只佔十分微小的比例。這裡的水和燃料幾乎完全依靠從大陸進口。長期以來，它依靠內地與外部世界間的轉口貿易而生存。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批內地移民不止提供了香港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很多上海實業家，比如李承基和唐炳源們，帶著已經訂購和付款但還未交貨的機器舉家搬遷到這個殖民地，把資源轉移到此，他們幫助香港完成現代化轉型和作為一個工業基地的崛起——香港政府也承認這裡比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早起步10到15年，原因在於『注入了上海的經驗和資本』。
20年的顯著增長後，香港經濟在70年代後期面臨停滯的危險: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逐漸攀昇，以假發、塑料花(聖誕樹的配件)、紡織用品和玩具暢銷世界的香港輕工制造業越來越難以負擔。內地的改革開放在這時候又一次給香港創造了擺脫瓶頸的機會。80年代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都在廣東省。地理空間的便捷使香港和廣東彼此都打開了眼界。出生在香港的楊耀忠對80年代初家庭生活質量的顯著改善最直接的記憶是，『突然之間，周圍的許多家庭都有錢買彩電了』。香港得以繼續積攢的工業優勢有賴於巨大的珠三角市場和300萬吃苦耐勞的廣東人『要麼以合資方式，要麼以香港公司來料加工的方式，為香港企業工作』(香港1993年年度報告)。低人力成本與香港在設計、市場營銷、金融制度和管理技能上的優勢相結合，迸發出令人驚嘆的創造力，香港很容易就得到了幾乎亞洲地區20世紀後期經濟高速增長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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