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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建設部官員提醒民衆說，從農村購買“小產權”房、“鄉產權”房，蘊含着很大的風險，產權得不到法律保護，不能辦理土地證、房產證和契稅等證明。
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國家有關部門類似的提醒，甚至國土資源部門“嚴禁”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出售土地、房屋的招呼已經打過不知多少次，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提醒歸提醒，嚴禁歸嚴禁，城市周邊特別是大城市周邊的小產權房卻越來越呈現出供需兩旺的態勢。在北京，小產權房供應量已佔在售樓盤總量的兩成左右；在天津，類似90萬平方米的大規模小產權房已經出現。
房屋是許多國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財產，因此根本用不着提醒，所有購買小產權房、鄉產權房的民衆，都會仔細算計、掂量這類房屋的產權政策風險。小產權房表面上產權風險很大，實際上民間交易自有一套規則在。幾十年來中國農民的農房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產權保護，其交易照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小產權房在實際的交易、出租、繼承等方面並不存在任何障礙。
絕大多數小產權房都有開發商資本和技術的介入。沒有開發商的介入，缺乏資金和技術的農民自行開發小產權房幾乎是不可能的。小產權房價格之所以如此之低，在於省去了三部分費用：一是購地成本，二是各種稅費，三是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管制造成的鉅額腐敗成本。小產權房是揭示樓市真相的金鑰匙，清晰地告訴我們高昂的樓價主要來自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上百種稅費。
小產權房的出現，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帕累託改進，參與其中的人都得到了淨收益。政府雖然損失了部分賣地收益，但是它同樣因此減輕了爲民衆提供廉租房廉價房的責任，人們通過小產權房這一自發、自覺的市場行爲，神奇有效地自行解決了住房問題！這樣一來，政府的財政負擔、尤其是福利責任將大幅減輕，只需投入少量財力解決收入最低的極少數民衆的住房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產權房是一場土地和房屋供應的革命。它打破了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格局，從而使地價和房價大幅度回落。它也是農民自我城市化的一場革命。以往，農村的城市化必須由政府規劃先行，政府以很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強行收購土地，然後以幾十甚至幾百倍的高價轉讓給開發商，城市化完全是在政府的計劃之下推進。如今，農民通過小產權房的模式將城裏人吸引過來，形成城鄉居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城格局，農民通過建設小產權房獲得數倍、數十倍甚至上百倍於徵地的土地增值收益；通過出售、出租這些房屋，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即使無地可種，政府也不用操心他們的再就業問題。城市人口則把城市文明帶入鄉村，人口的聚集效應創造出大量服務業就業機會，農民不用離開自己的家鄉就可以實現城市化和市民化。
這不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縮小城鄉差距”、“城鄉一體化發展”嗎？農民已經用他們的親手創造在實現着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
1978年12月，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摁下血手印籤“生死契約”，分田到戶，拉開了中國農村土地聯產承包改革的序幕。今天，更多、更大範圍內的中國城郊農民正在通過小產權房的形式，拉開中國農村“自我城市化”的序幕！這樣的創新意義，將比當年的聯產承包更偉大、更持久也更徹底；其對社會公共福利的增進效果也更直接、更大、更持久和廣泛。
我國《土地管理法》62條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准。”這說明村民有權出售自己的房屋。但不可出售給“城市居民”和只能出售(轉讓)給本村村民的規定，在法律邏輯上甚爲荒唐。另外，憲法和法律規定農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歸村集體所有，他們當有權決定自己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用途。當然，政府對於農民轉換土地用途可以嚴格規範，特別是對於耕地應設定嚴格限制，但不宜限制農民將宅基地和荒地用於向城市居民出售的房地產開發。這樣，農民只要在現有的宅基地上進行重新規劃，就可以生產出大量的廉價房屋，在給自己帶來土地增值收益、實現“自我城市化”的同時，爲城市居民提供住房福利。對於這樣的制度創新，政府和法律應該及時予以肯定併爲之保駕護航，對於反其道而行的各種限制，則應當予以廢止或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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