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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過輿論監督也是正面報道，那什麼是負面報道呢？
事件當事人不要企求簡單地請媒體主管部代替自己解決問題；真實、公正的報道才能促進社會和諧；上海人民會繼續按小平關於上海的講話精神去奮鬥
趙啓正，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1986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1991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1992年10月兼任浦東新區(籌)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浦東新區籌委會主任，同年12月當選爲第六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93年1月起任中共浦東新區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管理委員會主任，1993年2月至1998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長。歷任上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1998年1月後離開上海到北京工作。
他曾以國新辦主任、浦東新區首任管委會主任的身份爲人所熟知，他在上海工作20多年，在他擔任市委組織部長期間，歷經芮杏文、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等4任市委書記，他的前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
他是趙啓正，卸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後，除了擔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外，還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回首上個世紀的“光榮歲月”，趙啓正有話說，他在上海工作20多年，對這個城市依然充滿感情，在與本報記者的對話中，他還借用鄧公的話，“力挺”社保案後的上海和上海官員。
5月末的一天，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院長辦公室，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了趙啓正。在將近3個小時的交談中，涉及諸多敏感話題。
回頭看仕途
記者：你年輕時有志向當部長嗎？你做過很多工作，哪些是你自己選擇的結果？
趙啓正：當部長？絕對沒想過，我最想當科學家或教授。後來的路，很少由我主動選擇，如果說選擇，那是時代的選擇，我能主動選擇的就是“努力”工作。我的夫人在上海工作，雖然她是很能幹的技術人員，但我所在的單位也未能把我的夫人調來北京。那時候，我根本不懂得天下還有“走後門”這件事。後來我夫人的單位歡迎我，我選擇了上海。這些崗位中，只有到上海來是我選擇的結果。
記者：你當年的同事，很多人都當國家領導人了，你怎麼看自己的仕途？
趙啓正：人各有優點，水平有高低，進步有快慢，這很自然的事。我的同班同學中還沒有當部長的呢，老同學見面時，可不比這個，比這個，那就不親熱了。
其實，決定人生道路的還有很多因素，比如說，你可能是很棒，但現在需要一個懂金融的人擔任領導，而你只懂工業，這就不能比較了。就能力而言，我已經“物盡其用”了。
記者：1982年你是一個工廠的高級工程師，汪道涵是上海市市長，你們第一次是怎麼接觸的？
趙啓正：1977年以後的幾年中，我在電視技術上有一項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突破，在上海和航天部當了幾次勞動模範，後來他看到過我的一篇文章，他認爲有哲學味，他讓人告訴我修改得再簡明一點兒，在市裏的一份參考資料上再發表。
1982年，他和我同是十二大代表，我是上海年輕知識分子的代表，因爲一塊開會，所以有輕鬆的接觸機會。他問我學什麼專業，讀什麼書?芽他建議我適地當讀點兒有關科學進展的新書，讓我訂閱一本叫《世界圖書》的雜誌，他說讀書評的好處多：發現好書；書評有時比讀前言開闊視角，可高效地收集新信息等等。
記者：汪道涵先生是不是你仕途上的伯樂？
趙啓正：雖然汪老是忠厚長者，但他當時是市長，12大之後，我還在工廠工作，直到我進入市委前，沒有機會再見面。個人的交往還是在他退出領導崗位之後。要說伯樂，不是一個人，是一個時代，是當時的上海市委：羣衆推薦、組織考覈、市委集體討論、上級批准，對每個幹部都是一環不少的。
談上海社保案
記者：你做過上海市委組織部長，那時候幹部的廉潔情況怎麼樣？
趙啓正：在我當組織部長的時候，幹部的廉潔問題還不突出。舉個小例子：大概是1987、1988年時開始有的單位在中秋節送來幾盒月餅，退不回去的，就交給辦公室。可辦公室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我回答”送給幼兒園吧！又問，“如果食品不乾淨，怎麼辦？”後來放到月餅長了毛。我還記得當時一個大城市市委組織部長一行來上海考察，我們都是很熟悉的同志，於是在家裏請他們吃飯。那時組織部門之間還沒有公家宴請的習慣。
記者：你在浦東新區工作的時候，你是怎麼從機制上預防腐敗的？
趙啓正：當時新區黨委有“三條高壓線”的規定：領導幹部個人不許直接談判地價；不準參與工程承包過程；不準爲朋友、親屬的動遷、安置打招呼等。“三條高壓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擁護和執行後來，上海市紀委把“三條高壓線”變成“七條高壓線了”，使內容更豐富了。
記者：1994年就確定了“高壓線”，後來還是發生了社保案，你是否很痛心？
趙啓正：有的時候，對有的人單靠規定，甚至法律也是沒用的，說到底，也得靠自覺性，靠文化的傳承和品德的修養。那時浦東新區強調“養成教育”，養成什麼？很簡單，養成勤政廉政的好習慣。好習慣的養成是有繼承性的，好傳統是一代一代往下傳的，繼承也很不容易。有時我們感覺很焦慮：當前社會許多方面缺乏誠信，什麼都敢做假，連博士論文都有人代寫！這是很丟人的事情，如果社會對此“寬宏大量”，這類現象就難以克服。
記者：1987年，陳良宇由上海市老幹部局長平調到黃浦區當區長。還記得那次爲什麼調整嗎？對他有什麼印象？
趙啓正：他當時還比較年輕，如何爲全市老幹部服務，他不太會做，因此老幹部們有些意見。後來調到黃埔區，經區人大選舉當了區長。當時他就是一名上海市廳局級幹部，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記者：經歷了社保案後的上海，怎麼才能擺脫陰影？
趙啓正：社保案發生時，雖然對上海有一定衝擊，但一定要看到，上海多年來取得的進步和成就，是歷屆黨中央正確領導、上海市委的努力和上海人民多年奮鬥得來的。上海人民會繼續按照小平同志關於上海的講話精神去奮鬥，他在90年代初說過，“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他還說過，“上海人聰明，素質好”。“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
現在上海黨代會剛開完，新的領導集體正在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全力以赴爲把上海建設成“四個中心”而努力；正在迎接2010年的世博會。世博會將是全世界和全中國聚焦上海的時刻，我相信上海會交出一個好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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