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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掐！』隨著裁判一聲令下，一個有機玻璃制成的蟋蟀盆裡，兩只蟋蟀開始『搏斗』。它們齜開大牙，抖動翅膀，前爪抱在一起，4只大牙緊緊交錯。僵持大約5秒鍾後，一只蟋蟀梗著脖子一甩，幾乎把對方甩出賽場。獲勝者挺直腰杆兒，張開翅膀大聲鳴叫，敗下陣的則逃躥到角落裡爬來爬去。『時間到！』裁判又一聲令下，比賽結束。
別看只是一場由600多只蟋蟀參加的大賽，『為避免作弊，我們可采用了瑞士移位賽制，還用上了監控錄影設備。』大賽總裁判長趙伯光有些自得地說。
北京城玩蟲兒的老少爺們兒，都知道趙伯光有個『蟋蟀能人』的雅號。他在『蟲迷』圈兒裡有名，不是因為玩了半個世紀的鳴蟲，而是因為他『把玩蟋蟀變成個事兒乾』。從1988年至今，他年復一年地張羅了總共19屆蟋蟀大賽。
蟋蟀，在古書中叫做促織，北方人俗稱蛐蛐。因其能鳴善斗，且具有勇決勝負的武士風采，被譽為『天下第一蟲』。據記載，『斗蟋蟀』這項傳統民俗活動，始於秦漢，興於唐宋，盛於明清，玩家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
年近花甲的趙伯光，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打小他就在胡同的犄角旮旯兒逮蟋蟀玩。小學時，他逮了只名為『正青』的蟋蟀，天天拿著去跟街坊小孩的蟋蟀斗。『正青』愣是打敗了他家那片兒所有的蟋蟀，樂得他從此逮蟋蟀上了癮。
在首鋼當爐前工時，趕上有幾天假期，他就坐上12小時火車，直奔山東寧陽縣磁窯鎮的農村逮蟋蟀。因為他聽說，在歷史上給皇上進貢的蟋蟀都來自那地界。一進村，趙伯光便拎著塑料桶和竹簍子，一頭鑽進麥秸垛、豆秧、茄秧下，通宵達旦地逮蟋蟀。最多時他一次逮了300多只蟋蟀回北京。
他最得意的是逮到一只『藍青』。那蟋蟀見光則鳴，一天不蓋蟋蟀罐，它就溜溜叫一天。最絕的是，這只蟋蟀能在罐中用6足橕起身子站著叫，煞是威風。『它競斗過11場，到死都沒敗過。』趙伯光嘖嘖贊嘆。
蟋蟀『壽數』短，『立秋前後成蟲，一到立冬都死了。』趙伯光為此深感遺憾。『蟋蟀不好養』，『蟲迷』們逮了蟋蟀後，得精心喂養，直到它們身強體壯去參加競斗。『老年間講究給它吃蝦尾肉、蟹腿肉、羊肝、冬瓜、蛋黃、青豆等「八珍」。現在為增加營養，有人恨不得喂它們冬蟲夏草、蜂王漿、螞蟻卵……』
趙伯光一年最多養過400多只蟋蟀。他很贊賞『蟋蟀的魅力』，它們競斗起來很講規矩，敗方斗不過就跑，勝方也不追，不咬傷對方。在他眼裡，『看一場精彩的斗蟋蟀，就跟看摔跤和拳擊一樣過癮』。
幾年前從首鋼內退後，趙伯光在北京南城一個民俗文化市場，開了家『蟲草堂』，賣鳴蟲相關書籍和各種鳴蟲養斗用品，養家糊口，同時也『以蟲會友，傳播蟋蟀文化』。
『所有中國人玩的玩藝兒裡，最講究的恐怕莫過於養蟋蟀的器具。』趙伯光捧著一只蟋蟀罐，講解道，『一套得有18件必備器具，如過籠、水槽、食槽、探子、吸管、罩子、食鏟。材質有象牙、瑪瑙、紫檀、翡翠……』
每年秋天，趙伯光都把他玩蟋蟀的家伙兒擺滿一條案，給美國、法國、秘魯、荷蘭、新加坡等各國駐華使館的老外講課。
『玩蟋蟀可以俗玩，也可以玩出文化。』他從《詩經》對蟋蟀習性的記載講起：『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接著介紹出自宋代的《蟋蟀譜》，然後侃蟋蟀的逮、養、玩……老外們個個聽得津津有味。秘魯駐華大使居然也養起了蟋蟀，還常來『蟲草堂』向他討教。
2000年，首都鳴蟲專業委員會成立，趙伯光出任副會長兼秘書長，他決心『把玩蟋蟀引上正軌』。長期以來，不少人把蟋蟀當做賭博工具。甚至，在一些豪賭團伙裡，一只蟋蟀身價達數萬元，一場賭資達數十萬元。有人為此打架斗毆，有人賭輸了跳樓。
『我一直想讓這些人放棄這種不良嗜好，希望能用比賽的形式，健康地玩蟋蟀。』為此，趙伯光制定了比賽章程、裁判和競斗規則，每年都組織蟋蟀比賽。
他組織的第一屆全國蟋蟀大賽，就招來了上海、天津、濟南、無錫、香港等地18支參賽隊。上千只蟋蟀的競斗過程，被德國電視臺的記者全程錄制。據說，制片人『想做個蟋蟀文化的專題，讓德國人也有機會了解老北京文化』。
眼下，趙伯光正忙著籌辦2007年全國蟋蟀大賽。今年，他不僅要賽出『蟋蟀王』，還想著要評出北京鳴蟲界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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