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竺和萬鋼們的政治意義

　　就政府建設而言，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更具公共服務功能的政府架構,尤其重要。引進黨外人士並擔任正職的好處，不僅在於看重黨外人士的專業技能，更在於他們自身相對處於較為超脫的社會位置，易以一種不為利益團體左右的角度處理事務。由此，我們可以窺見政府改革的決心以及部分思路——在依靠自身進行政府體制改革的同時，通過引進黨外人士增添改革的力量，擴充改革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萬鋼們的出現，實際上是政府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

　　前不久，萬鋼以黨外人士身份出掌政府部委，已引起廣泛關注。上周五，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任命無黨派人士陳竺為衛生部部長。

　　如果說歸國7年即出任政府部長的萬鋼，因其政治生涯的獨特性而不能使我們在宏觀層面得出結論的話，那麼陳竺出掌衛生部，則足以讓我們作出判斷：以陳竺、萬鋼為標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這一政治構架，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初步制度化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點，是政治協商更具包容性、執政組成更具開放性。這是一個令人矚目的大變化，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這一變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而不是別的時候出現，而這種變化又意味著什麼？

　　從歷史視野看，陳竺、萬鋼們的出現，可以看做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階段性成果。在全國建政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進行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探索，但由於向執政黨轉變的進程必然受政治路線的影響，因此這種探索十分艱難，並走了不少彎路。隨著近年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進一步向執政黨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首先，近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黨外人士，在政治協商、協助執政兩方面都取得了許多新的經驗。至去年7月，全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已有黨外人士17萬人；各級政協委員中，已有黨外人士33萬人。國家機關各部門共配備黨外領導乾部19名，27個省區市配備了副省級黨外乾部，9成以上地級市和87%縣級市配備了黨外副市長(縣長)。這種『共事』經驗，為陳竺、萬鋼們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操作基礎；其次，在經濟發展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身既積累了執政經驗，也增加了執政信心。黨外特別是民主黨派中匯聚了大批德學兼優、熟悉國情的精英。作為有責任心、有自信心的執政黨，必然更少門戶自閉，更願智力引進，以更好地履行『執政為民』這一宗旨；最後，多黨合作在近年越發受到重視。2005年，中共中央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和政府領導職務，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為更多的『陳竺』擔當部委正職提供了政策支持。

　　從現實層面看，陳竺、萬鋼們的脫穎而出與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這一現實背景不無關聯。這樣一個時期的特點，是利益的高度分散化和社會重心的多元化已經形成而且在進一步加強。各個利益團體特別是具有優勢地位的利益團體，都在尋求以不同的方式與政府『談判』，以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這種情形的出現，未必是壞事，但是，確實存在著維護A團體的利益而損害B團體利益的危險。事實上，這種危險並非想象而是客觀存在。因此，政府必須積極應對。我們說，最好的應對方案應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建立不同利益團體的表達機制，二是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更具公共服務功能的政府架構。就政府建設而言，後者尤其重要。引進黨外人士並擔任正職的好處，不僅在於看重黨外人士的專業技能，更在於他們自身相對處於較為超脫的社會位置，易以一種不為利益團體左右的角度處理事務。由此，我們可以窺見政府改革的決心以及部分思路——在依靠自身進行政府體制改革的同時，通過引進黨外人士增添改革的力量，擴充改革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竺、萬鋼們的出現，實際上是政府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

　　作為政府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決定了陳竺、萬鋼們並非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義，而是基於嚴肅縝密的戰略思考。而這種思考的營養來源，則是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時代。建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61名委員中，黨外人士佔31席。6名副主席中，黨外人士有3人。政務院4位副總理，黨外人士佔了一半。政務院32個部級單位，正職領導中黨外人士13人，佔40%。這個政府架構，反映了不以本本主義為依據、從現實國情出發的治政思路。即使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這種思路對於治理轉型期的中國顯然仍極具價值，而且，為今天的政府體制改革提供了先驗教案。

　　人們不免會拿陳竺、萬鋼們與建國初期參與執政的那批耆老望重人士相提並論。粗略言之，建國初期參與執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戰後全國各階層和解的象征，而陳竺、萬鋼們則因德纔兼優和較為超越的社會位置脫穎而出。這兩批人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前者更具政治性，後者則更具職業性。無論有多少相同和不同之處，兩批黨外人士參與執政的過程，都折射出了執政黨包容開放、務實靈活的品性，以及政府集合國家精英、共同建設中國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