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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縣裏的“好人”們
是血利潤但不是“零成本”
見到張梅時，她正在家門口閒坐。幾十天來記者的頻繁到訪已經讓她習慣了這種生活，她不煩記者，因爲她相信總會有記者爲她男人說話的。張梅說，前幾天她去看過王兵兵，人瘦了，因爲着急。張梅說她想不通爲什麼要抓她的男人，磚窯早就承包給衡庭漢了，爲什麼現在要她的丈夫承擔責任。
在張梅心中，她的丈夫王兵兵是個好人。她說王兵兵根本沒想打那些工人，也不知道人都是從哪裏弄來的，這一切都是衡庭漢和他手下的那幫打手惹的禍。
依照同行的指點，我很容易地找到了當初王兵兵住的屋子，這間屋子距離黑磚窯只有幾十米遠。試想一下，幾十米的距離，工人被毆打時的慘叫，平時被強制勞動的場景，王兵兵怎麼可能總是聽不到、看不到呢？而這一點，張梅也無話可說，她只是反反覆覆地念叨着不該抓王兵兵，不該讓她的家捲進來。
張梅說，現在這個家算是破了——人抓了，錢也沒了。爲了這件案子，她前前後後已經花了好幾萬塊錢了。燒磚不比挖煤，利潤很薄，這幾十天裏她幾乎倒騰空了幾年積攢下來的家底。
當我向她求證關於她曾向警方支付辦案費的情況時，一直很平靜的她突然激動起來。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全是亂講，亂講！”
此前不止一家媒體披露，張梅曾給過當地警方11000元錢，名目正是“辦案經費”。張梅的態度爲何突然變化，原因不得而知，但這一變化的背後卻給了人們相當大的想象空間。
王兵兵的磚窯始終沒有拿到許可證，這是他和張梅幾年來共同的心病。張梅說，上面每年都會下來人罰款，如今算下來他們交了也有萬把塊錢了，但那張意味着他們可以合法經營的紙卻始終沒有下來。
張梅也許不知道，國土資源部早有明文規定不允許用黏土燒磚。像她家這樣的小磚窯是不可能獲得什麼許可證的。
張梅仍保存着廣勝寺礦管所出具的處罰通知書，她說她和她男人是交了錢的，但更多錢交上去後連個收據都沒有，那些罰錢的部門還一次又一次地來催要。
我沒有在張梅那裏見到傳說中的那個小黑包，有人說裏面有些“要命的證據”。張梅只是告訴記者，這一年多從她手上流出去的錢總共有二十幾萬元，十六萬多一點給了衡庭漢，剩下的都給了派出所，說是用於支付被解救農民工的工資和遣散費。
這是一條無形的利益鏈條，窯主、承包人與主管部門中的個別人都是利益攸關方。在這裏，罰款成了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交納罰款然後開工，周而復始。罰款不僅沒有成爲震懾窯主和承包人的武器，反而成了他們的護身符，成了主管部門中個別人的斂財工具。
這條利益鏈條究竟有多長目前還不清楚，但從目前已掌握的情況看，當地派出所、勞動監察、環保等部門均是鏈條上的一環。主管部門吃窯主，窯主吃承包人，承包人吃工人，一環緊扣一環，每一環都要從下一級榨取利潤，最終所有的成本壓力都落在了被奴役的農民工頭上。
在曹生村邊的一塊山地上，我見到了那個震驚全國的黑磚窯。幾十萬塊磚坯已經被運走了，軋磚的機器也不見了，原先工人們居住的窩棚也被毀掉了，磚窯內只剩下兩間破房子，上面明顯有過火的痕跡。
誰拆掉了這間黑磚窯？張梅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她只是說“沒了好，沒了好”。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做的這件事，如果是出於想毀掉證據的想法，那他就太過愚蠢了。在這百十平方米的土地上，每一塊燒製出來的磚都凝結着“奴工”們的汗水，每一分利潤都有鮮血的腥味。無論是王兵兵還是衡庭漢，他們都是這種“帶血利潤”的受益人，不過他們還是要爲此支付成本，因爲他們還不是身處利益鏈最頂端的人，他們無法真正做到“零成本”。
被告席上的內訌
7月4日山西黑磚窯案首次庭審。在法庭上，包工頭衡庭漢否認自己犯有“故意傷害”罪，而窯主王兵兵則聲稱自己有“立功表現”。
當天，衡庭漢是法庭上最特殊的人。他不僅是本案的第一被告，也是唯一一個未穿囚服出庭的被告人，他還是5名被告中唯一對起訴書指控的罪名錶示不認同的人。
衡庭漢將打人的責任全部推到手下的幾名打手身上，他甚至還把自己塑造成了黑磚窯“奴工”的保護人。
他說他從沒吩咐手下人打農民工，因爲手下的趙延兵喜歡打人，他和王兵兵還多次打罵過趙延兵。
衡庭漢還試圖在法庭上證明黑磚窯中的農民工有一定的自由。但面對公訴人和法官提出的“爲什麼從幹活到睡覺，一直有人看守民工，還要在大工棚外上鎖？”的問題，衡庭漢一直沒能給出合理的解釋。
衡庭漢的一番話也讓被告人之間產生了內訌。不只是趙延兵對衡庭漢的行爲表示憤怒，連衡庭漢的兒子衡明陽也站出來指證他的父親平時經常打人。幾個方面的證詞都對他不利，他試圖靠推卸責任減罪的目的未能得逞。
王兵兵的罪名相對較輕，在法庭上他提出希望考慮他有“立功表現”，能對其從輕量刑。他說的“立功表現”主要有兩點，一是協助警方抓獲了打死劉寶的趙延兵，另外一個是他出了公安機關的辦案經費(後派出所已退還)。這後一點理由，也引來了旁聽席上的笑聲。
集體緘默下的溫度
近一段時間來，整個曹生村都很平靜，但這種平靜有突然爆發的危險。整個村子的氣氛很特別，焦慮中透着詭異。
在王兵兵、衡庭漢黑磚窯案開審前後，一些原本在外地務工或是經商的人紛紛回到村裏。村中的一位老人說，大家心裏都有點緊張，所以纔會回來看看，但至於爲什麼緊張，老人並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爲什麼會緊張？答案並不一定要出自人的口中，沿路上近20家停產的小磚窯或許就是謎底。
曹生村與三條溝村比鄰，兩個村周邊的所有小磚窯都已經被勒令停產了。有人此前出去避了一段風頭，有人窩在家裏天天惴惴不安——他們的磚窯雖然沒有“奴工”，但多多少少都有些非法用工的問題。很多人怕捲進這場大風暴，怕被追究責任。
這種恐慌和焦慮的情緒正在感染周圍的人。張梅就說過，她現在很怕。她不只是害怕自己的丈夫會坐牢，更害怕有人會報復她和她的家人。讓她恐慌的對象很多，她害怕依然在逃的打手會因爲指證了他們而回來報復，害怕曾被虐待的工人的家屬會上門算賬，害怕那些“她說不出的人”來找她的麻煩。
恐懼往往在沉默中發酵，沉默也會加劇恐懼的程度。
對於王兵兵，對於黑磚窯案，村裏多數人一直保持緘默。他們不願過多評論王兵兵，不願提他的父親——剛因此事被免職的村支部書記王東記。
從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持續的時間來看，村裏的人都應是黑磚窯事件的知情人。但他們並沒有舉報，也沒有救助那些被奴役的農民工。
“那是支書家的事，不關我們的事。”在閒聊中，一位村民無意中亮出了自己關於此事的底線。
王東記在村裏做了10年支書，沒有人敢管所謂的“支書家的事”，另一方面黑磚窯也確實沒有直接傷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不想也不願替一羣外來的打工者趟渾水。
事實上，隨着黑磚窯事件的走勢一步步明朗，村民的焦慮很快就會消除。只要沒有違法犯罪，那些小磚窯的窯主是不會面臨牢獄之災的。當然，該交的罰款必須交，該關的磚窯也必須關。但這個在惡勢力面前集體失語的村子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沉悶的氣氛。
我不否認他們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但就是這樣一羣本分人卻放棄了一次做好事的機會。這樣一羣安分守己的人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對來自自己內心深處的詰問難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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