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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有些同胞看到美國好的一面，就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夠在美國生活。且不說中國人到美國簽證不容易，就是有機會踏上了北美，活得也不可能像老美那麼舒坦，尤其初來乍到時更是麻煩不少。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一箇中國外地人到北京，儘管北京各方面比他老家強多了，但他能覺得北京是自己的家嗎？
我在美國接觸到的中國人，大致可以分爲以下4種類型：
第一類是留學生。他們年輕，英語好，適應能力強，應該說在美國的發展前景看好，最終多半選擇在美國工作。但是，許多國人可能不知道，留學生的生活比國內大學生辛苦多了——煮一餐飯菜吃上一兩天是“家常便飯”，經常加班爲“老闆”做試驗，甚至連寒暑假也不例外。好在他們經過兩年到5年的奮鬥，可望“苦盡甘來”，進入美國中產階層指日可待。我的中學同學吳衛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物理博士學位後，進入華爾街工作13年，現在已是華爾街一家對衝基金的經理，收入應該不菲。但加入美國籍的他依然覺得真正融入美國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認爲英語、工作以及和美國人相處都不成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文化的認同感和個人在這個社會的歸屬感。比如下班後與美國同事上酒吧，他們講的很多歷史典故、英文小說、名人逸事、流行文化等，他常常都沒聽過。久而久之，在工作之餘，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選擇與同胞聚在一起。這些在美國的白領中國人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都希望能找到家的感覺和社會對他們價值的認同，而這在以白種人爲主的美國社會裏很不容易。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ABC)，因爲從小接觸美國文化，他們在文化的認同感上沒什麼問題，但他們也不容易找到歸屬感，畢竟他們的皮膚是黃色的。
第二類是訪問學者，就像我這樣的。他們一般在國內讀了學位，在事業上小有成就，然後出國深造。這些人年紀不小，一般都在三四十歲左右，拖家帶口的。到了美國後，他們往往陷入兩難選擇：爲了孩子能夠有一個寬鬆的教育環境，他們選擇留在美國，但不得不放棄在國內原有的事業基礎。在美國從頭開始創業，對於中年人來說談何容易？於是，經過一番權衡，多數訪問學者如期回國了，少數留了下來。我注意到，留下來的訪問學者中，頭髮花白的不少，他們的年齡看上去通常比國內同齡人要大些。最令他們煩惱的是，在拿到綠卡之前，不敢輕易回國探親，因爲一回國，簽證官很可能以“移民傾向”拒絕給回美簽證，那麼等待許久的綠卡就可能泡湯。所以，他們不得不忍受和父母親人分離的痛苦，要是在國內的父母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更是進退兩難。我認識在這裏當訪問學者的國內某大學博士，出國當博士後8年了，至今還沒有拿到綠卡。前兩年，他父親突然去世，家裏人知道他不可能回來，就一直瞞着他，半年後他才知道，已經是後悔莫及。
第三類是偷渡客，以我的福建老鄉居多。美國華人中流傳這麼一句話：“全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說的就是大量偷渡到美國的福州長樂人。現在的紐約唐人街幾乎成了福州的“飛地”，在那裏聽到最多的就是福州話，其次是普通話，再次是廣東話，很少有人說英語。偷渡客到了美國後，基本上在華人餐館打“黑工”——或當幫廚，或當服務員，或送外賣，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晚上好多人擠在地下室居住。他們英文電視看不懂，毫無生活樂趣可言。他們的目標就是賺錢，然後轉合法身份。爲了達到在美國合法居留的目的，他們往往花錢請律師，向美國當局申請所謂的“政治庇護”。這樣，他們賺的錢，除了償還鉅額的偷渡費(據說現在的行情是5萬美元左右)外，還要付高昂的律師費(一兩萬美元)，剛開始那幾年一般剩不了幾個銀子。許多國內鄉親只看到偷渡客七八年甚至十多年後取得合法身份，初次回國時擺出的那副“衣錦還鄉”的派頭以及他們在老家蓋的小洋樓，卻不知道他們在外面吃盡了苦頭。你完全可以把他們在美國的生活質量和內地到沿海打工的民工相比擬，只是他們每小時賺的錢是國內的幾倍罷了。我有個表哥，他原先在長樂某銀行當科長，年紀輕輕，權力不小，日子過得挺滋潤的。上世紀80年代末，他偷渡來美，先替人打工，後自己開餐館。由於他的文化程度和見識都比一般的偷渡客高出許多，所以事業很快上了臺階，現在他已擁有3處房產。雖然已是家財萬貫，可他每天還得圍着餐館轉，似乎一刻都停不下來。他感慨地說，如果在國內有好的工作，實在沒有必要出來。
第四類是移民，也就是通過正常途徑到美國永久定居的中國人。這些人除了極少數“傑出人才”(比如頂尖的科學家、世界冠軍、著名電影演員等)外，多數是由於親屬關係來美團聚的。我的初中同學王耘就屬於這種情況。出國前，她在福建省一家報社當記者，不論是寫稿還是拉廣告，樣樣在行，因而頗受報社領導器重。因爲先生在美國，爲了家庭的圓滿幸福，已過而立之年的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熱愛的事業移居美國。王耘告訴我，“來美國8年多的酸甜苦辣，不是國內親朋好友能夠想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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