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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與五姐在飲冰室前留影
1941年 留學前攝於天津
2000年 在長征3號甲發射衛星前
2005年春節 梁氏家族在樑思禮家團聚
-樑思禮簡介：
樑思禮，1924年生於北京，是戊戌維新運動領導人之一、近代著名大學問家梁啓超最小的兒子。1941年在天津耀華中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修無線電，後又學了自動控制，於1945年取得了學士學位。隨後又獲得了辛辛那提大學碩士(1947年)和博士學位(1949年)。1949年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是我國火箭控制系統專家、導彈控制系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科技委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顧問、國家圖書館顧問等職。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何樑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獎等。
記者：沒有想到您是在戰火中走進耀華中學的。
樑思禮：是啊，所以我對趙天麟校長不僅懷着感恩之情，更懷着敬佩之情。趙校長曾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1914年至1920年任北洋大學的校長，他爲北洋大學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校訓，現在天津大學繼承了這個校訓。“實事求是”也正是我的座右銘，爲這次即將來臨的耀華中學80華誕，我就寫了“勤樸忠誠”“實事求是”這兩個校訓，一方面紀念耀華中學80誕辰，一方面紀念趙天麟校長的遺訓。趙校長深懷中華民族氣節，大義凜然。那時，他除收容了大量愛國學生，還在辦學方面對日寇採取“硬頂”的政策，拒絕講授日文課程，拒絕用日僞改編的教材，以致多次接到日本人恐嚇信他也無所畏懼，結果1938年6月27日，他在倫敦道自己的家門口被日本密探暗殺了。在他學生們的心中，趙校長的人格魅力永遠是一座豐碑。現在我每次回耀華都要在他的銅像前鞠躬致敬。
記者：中學時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形成非常重要的階段，您覺得那時家庭、學校、社會給您的教育和影響是什麼？
樑思禮：是熱愛祖國，是奮發圖強，這成了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對我的哥哥、姐姐影響較深，他會精心指導子女，細心對他們進行教育，但他對子女們卻沒有太多的苛求，而是鼓勵他們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的方向。大哥樑思成在國外專注建築學，有所成就，父親經常鼓勵他常回國看一看，把自己的所學用於建設祖國。記得父親致信給他說：“儘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裏是哪裏，總會對社會有多少貢獻，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他教育子女如何樹立人生觀，如何追求學識。那時的中學教育也是一樣，老師們除了教授功課，更重要的是教學生怎麼做人，怎麼做一個合格的人，怎樣做一個崇高的人。
記者：應該說您在回國之後，親歷了中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在這當中您一定親身經歷了許多吧？
樑思禮：那是1956年10月8日，聶榮臻元帥在一個只有一百多人的小禮堂裏，對我們談到中央的指示，他告訴大家，要以自力更生爲主，力爭外援爲輔，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發展我們的航天事業。從那時開始，我們僅用了十年，在1966年10月27日，進行了導彈核武裝實驗，也就是所謂兩彈實驗。在1970年4月20日，我們用自己的運載火箭長征一號，把我們第一顆人造衛星，也就是東方紅一號衛星送上天，以後張愛萍將軍提出來要三抓，一抓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二抓從潛艇上發射潛地導彈，三抓用長征三號把通訊衛星送上天。再後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神舟五號、神舟六號上天。
在這過程中航天人真是自力更生，更有無數的人在艱苦奮鬥，默默奉獻。最早我們自己設計導彈，那時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兒，大概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們的導彈就設計製造出來了，準備到靶場發射。那是1962年的3月份，我第三個孩子即將出生，我就跟我愛人商量，如果生男孩就叫樑凱，生女孩就叫樑旋。結果那個導彈起來後就像喝醉酒一樣掉到發射臺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個十幾米深的坑。通過這次失敗，我們總結了幾條很好的經驗，又重新再搞。兩年時間，我們搞了很多方案，做了很多實驗，特別是我們開始懂得了現在所謂的系統工程。修改設計後的導彈“東風二號”，經過十七項大型地面研製試驗，105次發動機試車，在1964年6月29日發射成功了。後來我又參加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的飛行試驗，主持遠程液體地地導彈控制系統的研究和方案制定，隨後被任命爲該導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負責控制系統的研製工作。可以說我們第一代航天人在航天事業上奮鬥了50年，總結起中國的航天史、中國航天人的精神就是這樣幾句話：艱苦奮鬥、從無到有、發奮圖強、自力更生。
記者：聽說就在您爲中國航天事業奮鬥的時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受到了很多的磨難，特別是母親和兒子的去世讓您感受到了內心深處的痛楚。
樑思禮：是，那是“文革”中，當時雖然我被作爲重要專家保護起來，但我母親卻沒能躲過這場浩劫，也是因爲父親的影響，她的全部財產被抄盡，人也被趕到陰暗的小屋裏，八十多歲高齡的她還要每天出去掃街，受盡折磨，後來她腸癌到了晚期在1968年去世了。當時我行動上受限制，母親去世時，我請示軍管會，他們不同意我回去，我就沒能在母親去世時守在她身邊，甚至連她的骨灰都沒有收起來，這算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吧。
母親去世後，內心最痛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我的兒子樑左軍。我們夫婦工作忙，兒子從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當時他還不滿十歲，不明白爲什麼奶奶就不見了，這對他打擊很大，性格也變得孤僻起來，沉默寡言，再加上他自己又很好強，一直以是梁啓超的孫子而自豪，也覺得自己有責任作出點大事。所以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自我解脫，患上了抑鬱症。隨後又是下鄉、高考、上大學，他的抑鬱症越來越嚴重。那時人們把這病統稱爲精神分裂，用以過度的藥物治療，但並不見有多少好轉，在一天晚上，他跳樓自殺了。那一年，他剛好30歲，他走的那一天卻正是我們夫婦的結婚紀念日。這個悲劇成了我心中長久難以癒合、永遠無法抹掉的一個傷痕。
記者：但您還是堅強地挺過來了，不僅爲母親種下了一棵母親樹，也能以一種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生活。
樑思禮：對，父親說過，一生生活在苦惱裏，跟生活在沙漠裏一樣，有什麼意思？我也是這樣想的。人的一生應該達觀、樂觀。現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則徐那句話：“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們國家要強盛，需要有這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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