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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潘綏銘教授在他的辦公室接受記者采訪
-計劃生育政策帶來性與生殖的分離
-數據顯示6年來中國發生了性革命
-社區生活影響人的性行為
過去6年來，中國人的性行為和性關系發生了哪些變化？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網站上公布的調查結果，挑戰了許多人的常識。潘綏銘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聲稱這正是社會學調查的價值所在。
全國6000多人參與了這次性調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窮山僻壤的老漢，胡同裡的大媽。調查問題則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個人隱私。
為何那麼多人願意回答這些極為隱秘的性問題？說服這些陌生人走進訪談室，潘綏銘教授有何招數？
創新思維指導潘綏銘團隊探訪公民隱私
決不能到別人家中談『性』
《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2000-2006》，潘綏銘帶領的團隊不久前纔完成這個項目，6010人參加了面對面的有效訪談調查，遍及全國。福特基金會為這個項目資助了160萬元人民幣，還專門請了一個調查公司來承擔現場工作。
潘綏銘說：『我們的實際調查對象應該是7553人，應答率是79.6%，約有1500人不願意來。不過這個應答率在全世界來說，可以排第一。』能做到這一點已經相當不容易。
第一個『秘訣』，是決不在家中訪談。中國現在大部分調查是入戶調查，敲開對方家門，當場填寫問卷。性調查用這種辦法就不可能。
『當著你家人的面，問你有沒有性伴侶，你會告訴我嗎？』這個調查的保密性佔第一位。
把訪談對象邀請到調查室來，是最大的工作。潘綏銘說他們的工作人員主要精力用來做這個。有些人不願意來，倒不是因為調查內容與性有關，而是現在的人太忙了。
當然必須先跟對方說明，這個調查是有關什麼的。有些農村人聽不懂，就說是夫妻生活，對方也就明白了。
調查人員一般是中年人
調查人員都經過專門的培訓，一般是中年人。年紀稍大一些，會給人一種可靠感。年輕人就顯得有些不合適——一個20歲的調查者，去問一個40歲的人關於性的問題，可能會遭到對方的輕視。『他會覺得，你一個20歲的人知道什麼呀!』
中年人也比較禮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來，『現在不講禮貌的多是年輕人，中年人至少說話比較客氣。』
態度最關鍵。平等待人，在社會調查中是最起碼的一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被教育這一點。『什麼是社會調查？就是求爺爺告奶奶，把這一條給我記住。人家沒有任何義務回答你的問題，你去了是給人家添麻煩的。哪怕你給人家小禮物，給人家一點兒錢，但人家需要嗎？』
這次調查會付一些報酬，一般20元左右。不過潘綏銘表示這僅僅代表感謝，他否認這對吸引調查對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給你20元錢，問你的性生活，你會到我們的訪談室來嗎？』
絕不能上去就說『請你配合』之類的話。憑什麼配合你啊？『很多社會調查都犯這個錯誤，跟人家說話的時候，盛氣凌人，居高臨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調查那是你的事兒，跟我沒任何關系，我沒有義務給你打工，我有選擇權。』
在潘綏銘看來，一顆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訴你這麼隱私的事，你應該感謝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問人試試，看誰理你。』
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
這次性調查遍及全國，包括四川、陝西、寧夏等省區的一些偏遠山區。比如四川阿壩地區一個較窮的縣，就在這次調查被抽中。即便在這樣的窮山僻壤中，人們對性調查的接受，也不成什麼問題。
主要的困難來自另一個方面。這些農村人沒有閱讀習慣，不少人說自己初中畢業，但他們看電腦上的文字時，速度極其緩慢，一句話都能盯著看很久。而且常常對有些問題無法理解。這是讓調查員們最費勁的一個難題。
從2000年第一次調查之後，潘綏銘就有一個感覺，中國人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保守。關鍵是采用一種讓人舒服的方式，讓人在一種安全的環境下接受調查。要是在一個不恰當的場合，一個不恰當的時間下，去問那些隱私問題，人家當然不理你。
中國人講情面，一對一調查，被調查對象抹不下臉來拒絕，這個特點也幫了潘綏銘大忙。『尤其是農民，他們覺得不好意思拒絕你。看你都那麼大老遠的來了，費勁說了這麼半天，要還不去，他會覺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上層人纔不理你呢——我憑什麼回答你這些問題？』
雖然沒有分開計算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數據，不過給潘綏銘留下的印象就是：農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門動員的是組長，但調查員肯定是另外一個人。就是說，一個被調查對象一旦進了訪談室，一定要保證他面對的完全是陌生人，從沒見過面。這樣他纔能放心作答。
火車上人們更容易暢所欲言的現象，就能說明問題。第一，從來也不認識；第二，今後永遠也碰不著——下了車大家各奔東西，再也不會見面。這是人們在火車上敢說話的兩個最關鍵因素。
潘綏銘教授說，『很多人認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錯了!夫妻之間都不說真話，別說朋友了。陌生人之間，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閉空間，訪談室，只有兩個人。這些安排都是出於保密考慮。『一切社會調查，你判斷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沒有替對方著想。所有失敗的調查，都是為了自己的方便，從來不想讓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來回答你。我們想的一切辦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如何讓人家更願意來答。』
但是，非要調查對象到訪談室來，對方可能就不願意來了。潘綏銘他們寧可損失這個訪談對象。
再有，一對一的訪談，一定是同性別的人。這類話題，男的還有可能給女的說，但女的絕不可能給男的說。有些問題，夫妻之間都不說，怎麼可能給你說？同性別至少少了一個障礙。
筆記本電腦不會對你做出道德評價
潘綏銘教授再三向記者強調，他們完全使用筆記本電腦操作。
電腦更容易讓人說真話。一個機器不會對你做出道德評價，這種安全性，遠遠超過面對一個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國內還很少有人用這種方式，2000年時，我們在中國是第一次，現在應該也有其他人也這樣做了，但我還不知道。』
好在現在見過電腦的人越來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農村，人們沒看到過，也至少聽說過電腦。而且剛開始的第一部分的問題不敏感，比如問你上過學沒有。調查員跟訪談對象坐在一起來回答，告訴他怎樣操作，怎樣按數字鍵，起一個簡短培訓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會跳出一個對話框，提示這之後都是性問題。這時，調查員就坐到對面去。筆記本電腦的蓋一掀開，擋住調查員的視線。按什麼鍵，調查員不知道。這是最大的一個細節考慮。
被調查者眉頭緊蹙，可能是有些問題看不懂，調查員要觀察對方的表情，隨時提供幫助。如果對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認真，調查員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詞，調查員也說不出口。就算能說出來，人家還不愛聽呢。你憑什麼給人說這個？中國人一貫的特點就是許做不許說。也不能聽，聽上去那是髒話。潘綏銘笑著說，『你找個最熟的人去問他：你昨晚上乾了幾回？看他理不理你!』
記者在性社會學研究所的網站上看到了這些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是『性關系包括性交(同房、做愛)；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還包括發生在相同性別的人之間的性生活。你有過性關系嗎？』等等。
把這些問題轉到電腦裡以後，就變成文字了。有的調查對象對屏幕看著看著，就偷偷樂了，怎麼還問這種問題？但還是一一在電腦上回答了。
網上調查根本沒意義
全世界的性調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調查，在大眾中很有名，但在學術界並不重視。因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隨機抽樣，沒有什麼代表性。潘綏銘說，網上調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調查一樣，沒有任何意義，『網上調查我們連看都不看一眼』。
『這個百分比是誰的百分比，網上調查能說清楚嗎？分母沒法確定。分母是網民嗎？是什麼樣的網民？你永遠也說不清楚。』
而潘綏銘他們的這個調查對象，是中國所有20到60歲的成年公民，在這個范圍內進行一套復雜的抽樣，然後統計百分之多少的人做過什麼事，這個分母是確定的。
不光是性調查，網上所有調查，如果不做抽樣的話，最後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這種事的人，或者都是沒這種事的人。總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誰。
『那這個調查還有什麼意義呢？』潘綏銘反問到。
話雖如此說，潘綏銘最近還是把這次調查的內容掛到了網上。他說，社會學家都知道網上調查和現實調查差別很大，自己就是要驗證一下到底差在哪裡？他希望能給網上調查提供一個參考系數。以後所有的網絡調查，可以用這個系數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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