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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寬利扛着純淨水，爬着樓梯，全身上下早已溼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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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北京西四環路口，環衛“臨時工”孫志強冒着高溫堅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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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一攤主，帶着兒子躺在貨車廂底下午休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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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隨着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農民工已成爲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爲我國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對於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您瞭解多少？盛夏時節，他們過得怎樣？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又有什麼樣的訴求？本期讓我們共同關注高溫下的農民工。
烈日下的堅守
進入8月盛夏，上海、廣州、武漢等地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持續高溫一天又一天地烤曬，城市的空氣中盡是騰騰的熱氣，當然還夾雜着城市的喧鬧和燥熱。烈日下，有一羣頂着高溫堅守崗位的勞動者，他們來自農村，建設着城市，他們就是農民工。
“早曬透了，不用帽子，不需要擦汗，連廁所都不用上”
8月5日是星期天，上海35攝氏度以上的持續高溫進入第二十六天。
不到8點，邵寬利、張仕遠、趙付金3名送水工準時來到上海市農夫山泉虹漕路水站，身上穿着長袖工作服，腳上都是塑料拖鞋。分訂單、定路線、推車、裝水，未等出發，已是滿身大汗。
20桶水，每桶19升，一輛三輪車上足足裝了400公斤。鄰近9點，3人分頭開始了第一趟活兒。這20桶水，代表着20元的收入。
週末基本都是居民個人訂水，記者騎自行車一路跟隨邵寬利到各居民區送水。騎過兩個路口，汗珠順着邵寬利黝黑的臉頰流成了線，沉重的三輪車需要他站起身壓下身體的重量帶動前進，即使顛簸也發不出聲響。
這一趟主要到田林新村，老社區沒有電梯，全靠肩扛手提爬樓梯。爬了三四家，邵寬利的衣服褲子幾乎完全溼透。“早曬透了，不用帽子，不需要擦汗，連廁所都不用上”。
隨着中午的臨近，除了太陽，經過的汽車、空調的室外機，都成了身邊的熱源，甚至用戶打開房門後吹出的一絲冷氣，在關上房門後也會加重熱感。當記者感嘆送水工的辛苦時，邵寬利憨憨地笑着說：“我們讀的書少，爲了生活，苦點累點沒什麼。”
“夏天垃圾臭得燻人，可我們不幹誰幹？真希望亂扔垃圾的人少一點”
8月6日下午3點，武漢氣溫已達36攝氏度。火辣辣的烈日下，馬路上行人稀少，身着桔紅色工作服的環衛工人顯得格外醒目。“譁，譁，譁！”洪山區城管局清掃一隊的“臨時工”詹樹娥正一絲不苟地掃着馬路。
清掃隊和清運隊，是“馬路一線”，在洪山區城管局，像詹樹娥這樣農村來的“臨時工”已達600多人，在盛夏的烈日暴雨下，他們堅守着自己平凡的崗位。
詹樹娥來自湖北省黃梅縣，來武漢幹清掃工已經8年。“這工作雖然髒點累點，但實行三班倒，每天可以幹半天休息半天，我覺得還不錯。”
“夏天就上午那班最累，那時居民生活垃圾最多，什麼菜葉啊，瓜皮啊，氣溫高，爛得快，那股惡臭聞得人都想吐，可是沒辦法，我們不幹誰幹？”詹樹娥的同事柯三珍說。
但最讓他們頭痛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少數人的不文明行爲。“有一次，我碰到個人，不知是爲了好玩還是什麼，走到垃圾桶跟前就踢一下，他踢翻一個我就得跟着上去清理一個，說他也不聽”。更讓柯三珍氣憤的是，有些路段夜晚開“大排檔”，垃圾扔得滿路都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們去清掃，請老闆挪挪桌椅，老闆不感激反而罵她們礙事。“真希望隨地亂扔垃圾的人少一點。”
“單位關心，累點也開心”
讓柯三珍們感到暖心的是，單位、政府在夏天給他們帶來了特別的清涼。
“高溫費增加了，還經常給我們送綠豆湯、仁丹，單位關心我們，累點也開心！”柯三珍說。今年洪山區環衛臨時工的高溫費從100元提高到了150元。
掃完一圈下來，詹樹娥站在樹蔭下稍稍休息了一下。“這要不是在夏天，可是要扣分的！”可到了夏天，制度調整了：“夏天高溫達到36攝氏度以上時，中午12點到下午2點，允許我們站在樹蔭下休息。如果到了38攝氏度，可以到下午2點以後才上班。”除了樹蔭，區城管局在臨街租賃房屋設置了18個環衛作業休息點。“所以我們一般可以避開最熱的時候工作，大夥纔沒有中暑、生病的。”
“工作幹得好，我們臨時工今年也有機會‘公費旅遊’呢！”詹樹娥說。近幾年，單位每年組織100多名職工暑期去桂林旅遊，去年“臨時工”沒份，今年有了突破。“雖然名額有限，可怎麼說也有個盼頭，也說明單位拿我們當自己人嘛！”
能省一元是一元 盒飯裏沒有什麼肉腥
中午時分，邵寬利、張仕遠、趙付金和工友們聚在一起吃着自帶的飯菜，喝一瓶市場上最便宜的啤酒，在水站的小房間裏吹會兒空調，互相開開玩笑，這是他們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
鹽水煮海帶、洋蔥炒雞蛋、燉土豆、炒青菜，3個人的飯盒裏都沒有什麼肉腥。“現在肉太貴了，送10桶水還買不起1斤肉，不能總吃，晚上回去老婆偶爾會做點肉，不吃也不行，沒勁兒。”邵寬利說，“掙錢太不容易，平時能省一元是一元”。
柯三珍兒子在廈門大學讀研究生，爲了孩子上學，她家已欠了親戚四五萬元的債，兒子平時就靠學校每月400元的補助生活。“廈門物價高，一碗熱乾麪就要6塊錢，所以他從不吃早餐。”這位母親臉上難掩心疼。“我兒子女兒很少吃肉，現在偶爾吃上肉反而會反胃。”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柯三珍每天的菜錢只有一兩元，全是青菜。
200元的房租水電支出是每月全家最大的開支
對於邵寬利們來講，在上海“住”的問題讓人頭疼。邵的妻子宋秀紅也在上海打工做保姆，兩人在棚戶區租了一間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260元，裏面除了一張牀，一臺舊電視機，一個高板凳，幾個小板凳，再擺不下其他東西。暑假裏一對上初中的兒女都來了，小房間裏擠不下這麼多人，邵寬利每晚都到老鄉那裏打地鋪，天氣太熱乾脆就睡在外面。這個夏天一家四口在上海團圓，邵寬利特別開心：“好像腰痠背疼都輕了。”
詹樹娥的住宿條件也好不到哪裏去。她租了個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和丈夫、孩子吃、住、洗澡都在一間房裏。每月的房租和水電費得200元左右，這是全家每月最大的一筆開支。
“有空調、熱水器嗎？”
“唉，那哪用得起？電費都好貴！”詹樹娥說，實在熱得受不了了，就開電風扇吹吹，還時刻擔心着電費問題。沒有熱水器，只能用煤爐燒開水，用大盆洗澡。不少工友爲了省水費，大夏天也不會每天洗澡，很多人都捂出了痱子。
放工了，業餘學校上堂課
8月7日晚上6點，在廣州市琶洲展館建築工地上勞累了一天的李明新在食堂裏吃晚飯，4塊錢，兩葷兩素，老李很滿足。吃完飯，李明新卻沒起身回宿舍，而是繼續坐着看電視。“今天我們班組在這裏上課。”一擡頭，這才注意到食堂的牆上掛着“農民工業餘學校”的牌子。要是沒課，飯後老李就會直接回宿舍，洗洗涮涮，抽抽菸，聊聊天，看看電視。老李晚上基本不出去，“出去就得花錢，掙點錢太不容易了，可得省着點花。”
李明新今年已52歲，這麼大年紀，在這樣的大熱天裏，還要隻身出來打工，李明新坦言不易。“我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現在能學一點是一點，不能再讓孩子跟我們一樣，只要能供他們讀好書，辛苦也值了！”
7點，正式上課了。小小的食堂裏，陸陸續續坐了不少人。今天是一個女醫生講中暑防治，辛苦了一天的李明新聽得依然很認真：“雖然工地每個片區都有醫療室，但自己懂一些沒啥壞處。”上課的內容還包括安全、交通、衛生、法律法規等城市生活基本知識，很受農民工歡迎。
城市何時是我家 啥時能同工同酬
“我們工作很愉快，唯一有點想法的是，我們跟正式工乾的都是一樣的工作，怎麼工資差那麼多？”採訪中，某農民工對記者說了句“悄悄話”。
在洪山區城管局清掃隊，正式工的月工資1200多元，可臨時工只有580元，連高溫費也是農民工減半。單位的解釋是“正式工乾的時間長，比較穩定，臨時工一般幹四五年就走了。”可有的農民工還是有點想不通：“我在這崗位幹了一二十年，怎麼還是‘臨時工’？啥時能同工同酬啊？”
“第二故鄉不是家”
對於廣大外來工來說，城市還不完全是他們的家。
王彪是廣州琶洲展館建築工地上的泥瓦匠，8月7日，晚上10點多，記者坐在他的宿舍裏與他聊天。交談中，記者可以感受到他對廣州的複雜情感：5年了，在他看來，這座城市開放、包容，不會瞧不起他們這些外來工、農村人。這些年，免費培訓，開設農民工業餘學校，都是政府出力，企業出錢，讓他們不斷感受到城市的溫暖。
“這裏是我的第二故鄉，但不是我的家！”講到這裏，王彪猛口猛口地抽起煙，向記者講了個故事。上個月，他的一位工友得了慢性闌尾炎，本來在廣州做一個簡單的手術就可以解決；但他不得不請假，舟車勞頓地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治療。原因很簡單：醫保還未全國一盤棋，他參加的農村合作醫療只有在當地定點醫院治療才能報銷，在廣州治固然方便，但所有的費用都得自己掏。
深夜，南國夏日的夜晚依然悶熱，窗外偶爾吹進來的一絲穿堂風根本無法驅散暑氣，可勞累了一天的工人們顧不了那麼多，頭一捱上枕頭便立刻進入了夢鄉。周圍除了此起彼伏的鼾聲，就是每個牀頭開到最大擋的風扇有節奏的運轉聲。這一夜，這些到城市尋夢的人，是否能有好夢？
“多攢點錢，回老家蓋個小樓，大城市我們是留不下的”
除了自己在上海的開銷，邵寬利夫妻倆每年能給老家寄回約5000元，這樣的收入遠遠高於在家種地。兩個孩子由父母帶着，自家的房子早都荒了，過年回家都住在親戚家。“我們老了還得指望孩子，多攢點錢回老家蓋個小樓，大城市我們是留不下的。”在安徽老家蓋房，材料費、人工費至少也要10萬元，這一數字對夫妻倆來講已是天文數字，還不知要辛苦多少年。
“就希望孩子們好好讀書，看他們不認真心裏急呀，可我們一年到頭都管不了他們幾天。”邵寬利一臉無奈。
“想過把孩子帶到上海來讀書嗎？”
“想也白想，找不到合適的中學接收，我們也負擔不起。再說，這麼多打工的，孩子都來，上海受得了嗎？”
送水工每天穿梭於高樓大廈之間，可何處纔是他們真正的家？
記者離開邵寬利的小屋時，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說了一句話：“咱國家這麼大，人那麼多，也沒那麼大財力，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那麼多問題，賺錢是要辛苦的，希望我的孩子們能更好。”這種理解，這種豁達，讓記者這樣的城市人汗顏。
8月5日晚上，上海下了入汛以來最大的暴雨。成千上萬的邵寬利們一個多月來終於可以涼快地睡上一覺了，第二天迎接他們的，仍然是滾燙的馬路、沉重的車輪和向上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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