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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公辦”，這是官場的一種基本行事規矩。而今，這規矩也因貪慾被一些人給破壞了。前不久，山西省和順縣原縣長崔保紅利用“公事私辦”，大肆索賄、受賄286萬餘元被查處。這期間，給崔保紅送錢的幹部竟達近百名，僅正科級以上幹部就有61人，除紀檢、組織部門外，縣直單位主要領導無一免“俗”。
這個縣的城建局原局長，從2001年中秋節開始到2005年春節前，先後分8次送給崔保紅現金6.8萬元。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位局長給縣長送錢的緣由，不是因爲私事而是因爲公事。比如，“爲了爭取幾萬元辦公經費，局務會決定送縣長1萬元”；爲一筆筆工程款能夠下撥，也要給縣長送錢。更令人吃驚的是，每次給崔保紅送的錢，都是這位局長與單位出納一起去向一家企業經理借的，打的欠條還加蓋了單位公章。
原本職責之內的事，不做便是失職；原本當辦之事，不辦便是懶政，卻要送錢才做才辦，權力尋租又被貪腐者玩出了新“花樣”。
就日常事務而言，除了私事，就是公事。一些掌權者利用別人私事有求於己而徇私舞弊，收受賄賂，這成爲絕大多數腐敗行爲的共同特徵。而崔保紅並不滿足於此，開始把目光投向公事領域。私事不能正常辦理，需行賄；公事不能公辦，也要行賄。兩頭堵截、兩面夾擊，這官場異化到了什麼地步？
翻開硬幣的另一面，與“公事私辦”相對應的則是公款行賄，其危害性同樣不可小視。受賄的官員收了錢，行賄的單位也可從中漁利，看起來是“雙贏”，但其對政府運行規則產生的影響卻是顛覆性的。而且，這種“公事私辦”具有相當大的欺騙性。因爲他們打着“爲公”的招牌，更容易讓人去“理解”和“同情”、“接受”和“認可”，人們不僅不會將其與行賄犯罪聯繫起來，相反，反對者還極有可能因爲“公事”告吹而招來“衆怒”。可以說，“公款行賄”比“私款行賄”對社會的危害性更大、性質更惡劣。我們呼籲有關部門根據當前腐敗新特點，既要緊盯受賄的貪官污吏，又要緊盯“公款行賄”者，對他們予以嚴查、嚴懲，把反腐敗鬥爭引向縱深，抓出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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