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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門之子的習慣性沉默
3名被取消資助的學生中，就讀於哈爾濱某大學的段東仁是最後的知情者。當記者驅車6小時來到他偏居山區的家中時，頭髮花白的父親以爲暑假留校的二兒子闖了禍，從竹凳上彈了起來。
“我沒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段東仁在電話中說。2006年10月，他曾與資助者通過一次信，之後再無聯繫。他沒有手機，家裏也沒電話。今天，他仍稱“一輩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難的時候幫了我”。
段父有些憤憤不平，“我的娃不是個不懂報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從來也沒給我們寫過信。”段東仁學習特別刻苦，這讓他們再苦也有盼頭，“不是報恩是啥？”
“可能是我們的情感表達方式與城裏人不一樣。”段東仁說。他回憶起去年跳的集體舞，也許正能讓資助的女企業家們感到欣慰——當時，臺下的家長與資助者，許多雙眼睛淚光閃動。但對這羣貧困的孩子，則是尷尬、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廠一座簡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醫學院學生方圓的媽媽至今仍記得《感恩的心》的歌詞。8月26日，當着記者的面，她重又哼起時，淚流滿面，“宋總(捐助方圓的企業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方圓有些惱怒地打斷了母親的話。他告訴記者，除了學費，沒其他困難，自己能克服。
提及這段感恩舞蹈，就讀南京某大學的汪志鵬(化名)的母親兩眼發紅。“娃子知道自己獲得資助時，抱着我說，‘媽，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參加捐贈儀式那天，他卻說不想去了。”
市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周華玲也注意到汪志鵬的變化。在儀式前的見面會上，周華玲特地點名讓他起來自我介紹。汪志鵬挪了兩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場愕然的注視下，男孩眼淚直流。
“娃的褲子穿得太久，褲襠炸線了。”母親望了望兒子，輕聲說，“見面會完後，他撲到我身上說：媽，當窮人實在太蹩了！”
“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會議廳、這麼多時髦的阿姨、這麼多的領導。”遼寧大學的龍威回憶。見面會當天，總工會領導要求大家介紹自己的家庭和學業情況。主動起來發言的同學不多，兩個發言者之間的間隔時間有3-5分鐘，越到最後，沉默時間越長。“好幾個同學說着說着哭了，一名女生當場放棄了資助。”
“絕大多數貧困生的心是孤僻、內向、焦慮的。”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研究所研究員胡鄧分析，他們骨子往往深嵌着強烈的自尊與過度的敏感。
胡鄧稱，相對於城市學生而言，農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從鄉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們在短時間內承受太多的變化。現代化的環境與用品，與鄉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容易讓貧困大學生無所適從。
“他們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華玲說，“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來自首都高校貧困大學生狀況調查資料表明：60%的人因窮而感到羞愧；約1 ／ 4的人不願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處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願公開求助。
而一些極端的案例，更給他們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鵬的母親告訴記者，兒子小時候開朗活潑，但他12歲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學，因沒錢就讀喝農藥自殺。父親因此精神錯亂，兒子從此變得沉默寡言。
“志鵬不愛說話，但懂得心疼我。”這位母親說。2007年除夕，新年鐘聲臨近敲響時，志鵬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說要給媽媽唱首歌。當時，窗外爆竹聲震耳，客廳裏那臺無畫面的電視機沙啞地傳出春節聯歡晚會的歡鬧聲。汪母沒聽清兒女在唱什麼，只一個勁地鼓掌，邊抹眼淚。
“尊嚴要靠實力掙回”
8月27日，段東仁通過媒體，拿到了資助者的聯繫方式。男孩猶豫了一下午，最終仍沒按完這11個數字。他告訴本報記者，去年的捐贈儀式上，阿姨把裝着1000元的信封遞給他，問候了幾句，便離去了。這項一對一交流的環節，總共不過兩分鐘。
儘管覺得尷尬，且不知說什麼好，段還是打算第二天給阿姨一個電話，說聲謝謝。這個被他稱爲“半個社會”的大學校園，開闊了他的視野，還將扭轉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過連接村莊與小鎮的那座無扶杆的索橋。
“感恩門”事件後，有媒體向段東仁索要阿姨給他的回信，被他拒絕了。“我不想以此證明我給阿姨寫過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傷害到阿姨。”段告訴記者，他去年剛到校，手摔傷骨折。他花了一個下午，歪歪斜斜地寫滿了三頁信紙，向資助他的阿姨彙報學習和生活情況。一個月後，阿姨回信讓他“多喝骨頭湯”。段一直保存着這封來信。但此後，他沒有再寫信給對方。
去年8月份，爲22名大學生頒發助學金時，襄樊市總工會還發出了倡議書，要求大家學會感恩，與女企業家多聯繫，彙報自己的學業與生活情況。市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周華玲告訴記者，“2／3大學生沒給資助者寫過信”是指寫給總工會，而更多的大學生直接給資助者寫信。
段東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與阿姨聯繫少了，顯得不懂事。在他看來，農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來”。他競選當上了校科技創新協會副部長，還是學校新建的展廳的解說員，接待校內外前來參觀的學生、家長和領導。
其他受助學生也紛紛邁出了原來的世界。方圓在同學的鼓勵下，參加班級幹部競選，最終被選爲團支書，這個同學眼中勤奮穩重的學生幹部，成績在年級也名列前茅。
龍威申請到學校提供的助學崗位，掃樓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嚴阿姨的公司實習。這個身材敦實的男生告訴記者，用實際行動表達謝意，更自然而有尊嚴。
但並非每名受助學生都有這樣的機會——去年春節，汪志鵬曾提出到資助者的公司實習幫忙，對方稱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業家沒有給學生留電話和地址，告知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就好；有的留下祕書的電話，告訴學生，“沒有要緊的事情，不用直接聯繫我”；有的學生給資助者寫信，始終沒盼回隻言片語。而王可的母親稱，資助過他們的企業家曾問女兒，有沒獻過血？有沒加入中國共產黨？“我不知道這跟感恩有什麼關係！”
被取消資助的王可告訴《長江商報》記者，“我不知道該寫什麼。報喜？怕對方認爲自己驕傲；報憂？又怕對方擔心我向她伸手要錢。我很矛盾。”
如今，一場“感恩門”風波，將雙方之間微妙的“度”擊得七零八落。資助段東仁的企業家稱其並沒終止資助，而是當時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況，之後匆匆掛了電話。襄樊女企業家協會會長、帶頭資助了5名大學生的宋愛潔也婉拒了採訪。
龍威與資助者嚴建羣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到嚴主席的公司實習兩次後，他得到了師傅與同事的認可。嚴建羣告訴記者，龍威畢業後，只要肯來，我們就收他。
就讀核工程與核技術專業的段東仁夢想成爲一名核工程師，操縱渺小的粒子，釋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個願望與大多受助學生一樣，將曾經受過的捐贈回報社會。“我要換回我的尊嚴。”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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