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貧窮落後、鮮爲人知的貴州小山村，有個叫王文宗的中國人用自己的積蓄起步，而後艱苦集資給失學兒童辦了所小學，併爲嚴重缺水的當地建起了自來水管，同時給從來不知醫療爲何物的村民推廣衛生知識……
王在美國有份相當體面的工作，幾年前他偶然來到這個“地無三尺平”的中國西部省份，震驚於他所見到的貧困，就留了下來。對王的善舉，他美國的單位表示支持和同情，保留其職位，“願意什麼時候回來就回來”。此外，王還能從他的美國朋友那裏募集到辦學所需的資金———包括給每個成績達標的孩子作爲獎賞的一杯牛奶和一個雞蛋。
王的故事令人感動。同樣令人感動的還有他的美國單位———如果是在中國，單位能支持他的善舉嗎？王會不會戴上不務正業的“帽子”甚至被開除？
在當下中國，慈善顯然已經得到重視，但種種原因它還處於困境。“慈善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慈善總會會長範寶俊說，“深厚的慈善文化對社會良性運行、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種行爲模式，是一種心理積澱。”
血緣文化與現代慈善
“爲富而仁”、“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揚慈善精神的經典篇章，樂善好施的典故。但如今，傳統文化也呈現出與現代慈善理念不相適應的一面。
長久以來，中國社會保留着將財產留給子孫的傳統，直到今天這一傳統依然盤踞在國人的觀念中，有時他們積累財富也就是爲了留給子孫。反過來，子孫們賺得的錢也交給父輩。這一血緣文化和孝道文化的傳統觀念，侷限着很多民衆捐贈的熱情。
在傳統思想的支配下，中國人害怕“出頭”，古代中國商人更是深深將“韜光養晦”、“藏而不露”的處事“潛規則”浸潤在自己的血液中。許多富人在今天仍然將行善視爲財富外露，在更多的時候，他們都保持着“無爲”和“內斂”的風格。
“傳統文化固然有值得傳承的一面，但現代慈善事業更需要現代的理念。”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教授認爲。
19世紀美國的鋼鐵大王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鉅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資中筠對記者表示，美國擁有成熟的慈善事業，在它的背後則是成熟的慈善文化這一強大推手。
從傳統上講，美國的捐贈文化與基督教精神當然分不開。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在於它的“原罪文化”。
在基督教的傳統中，慈善是一種精神寄託和終極價值的體現。富人感到自己的機遇是上帝的恩賜，因此有責任幫助不那麼幸運的窮兄弟。此外，美國一方面強調個人主義，同時每個人的社會責任意識較強，他們普遍認爲，發財是自己有能力，但發了財就應該回報社會，每個公民、包括每個企業都應該對社會有責任感。公益捐助在美國不但被看作是一項義務，而且是捐贈人的權利和精神寄託，從全社會的價值觀而言，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要人們爲社會盡義務。
“中國就是太重家族了，做了慈善好像是恩賜，沒有一種終極關懷在裏邊，一代一代是不容易持續的。”資中筠說。與國外發達的慈善文化相比，我國民衆的慈善理念還比較單薄，慈善意識還僅僅停留在互助的層面上，遠沒有深刻到一個生命意義、終極價值這樣一個高度上來。有專家建言，重構適合中國本土的現代慈善文化勢在必行。
“慈善不僅僅是富人的事業”
與國人理解的慈善主要是富人的事業不同，在美國，只有10%的捐款來自公司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而85%的捐款來自民衆。在提供捐贈的英國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贈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貧窮的1／5家庭的捐贈比例則高達3%。
胡潤大陸慈善家排行榜、胡潤中國慈善企業榜、“2006中國慈善排行榜”……當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富人的錢袋，或者開始抨擊中國富豪吝嗇慈善事業的時候，中華慈善總會會長範寶俊也開始呼籲：“慈善活動絕不是富翁們的專利，社會捐贈是重要的社會發展資源。”
資中筠說，一提到慈善，不應該就直接聯想到富人。“慈善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情，只要有能力的，誰都可以做慈善，少錢少做，多錢多做。”她舉例，在美國存1萬元就可以成立一個家庭基金會，每年捐1000元，資助一個學生唸書。
資中筠強調，慈善是一件須以平常心對待的事情，我們不能過分關注捐贈絕對數量的多少。“慈善緣於內心的自願，它爲了得到精神上一種滿足，而不能強迫———如果是一家資金雄厚的企業，如果正好急需一大筆錢用來做研發產品的風險投資，不一定今年就要捐很多錢給慈善事業”。
另外，現代意義的“公益”，有別於傳統的“慈善”，已從扶貧濟困、賑災援助、社會福利的領域擴展到關愛自然、關愛地球、關愛全人類，慈善事業日益跨越國家和地區，成爲更具有和平、互助、進步的世界性的重大行動，已經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密切相關。而在我國對“慈善”的理解還比較狹隘，主要關注還是在扶貧、賑災、助學等傳統的項目。不過近來，一部分有識之士也已經在從事環境保護、文化保護、精神文明建設等許多“公益”。
“慈善應該是全社會‘衆人蔘與’、‘百花齊放’的。”資中筠說。
與慈善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同樣需要植入人心的，是慈善也是一種需要專業化知識和運作的事業，而不僅僅是“獻愛心”那麼簡單。去年社會上出了一個名詞叫“社會企業家”，它的含義就是慈善公益活動應該像做企業一樣，需要把各種資源用最佳的方式組合起來，達到最好的效果。
“管理一個基金會和管理一個企業一樣，如何花錢和如何賺錢都是一個機制問題，不是說每個人發一發善心而已。”資中筠介紹，美國現代公益事業與傳統的慈善活動不同，主要有三個特徵：一是其目標是“治本”，美國不少基金會的口號是“向貧困的根源開戰”；二是有組織、科學地用錢，其有健全的組織架構，每筆錢的用途都會加以嚴格評估；三是“授人以漁”，不是“授人以魚”，其主要是幫助人自立以擺脫貧困，很注意避免養“懶漢”。
僅僅是文化的事兒？
“如果說內地慈善欠發達僅僅是因爲文化的事，那中國傳統文化濃厚的臺灣社會公益性的基金會的成熟該怎麼解釋？還有香港呢？”資中筠對記者表示，在當前中國，文化因素還不是制約慈善事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國的古代，很多鄉村的士紳富商辦義倉、開義學；解放以前現代意義的慈善事業，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在民國時期的慈善事業曾經達到過一個得到國際上普遍認可的高度。目前，已經有一批很多有現代觀念的企業家已經接受了現代慈善的思維，“企業社會責任”也已提上日程，不少人有做社會公益的意識和積極性。
而且不僅是企業家，在民間蘊藏着非常豐富的慈善能量。例如文章開頭提到像王文宗這樣的有志之士，他們的行爲很感動人，但是在現有的政策法規和社會氛圍下他們都受到很多限制，舉步維艱。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一是“雙重監督”的規定，就是要註冊一個公益團體必需先找到“主管單位”才能在民政部門註冊，這樣大批做着好事的人和組織得不到合法地位；二是稅法不健全，雖然名義上對公益捐贈給予“稅收優惠”，但操作性較差，特別是不平等。只有捐贈給少數基金會，其中多數是比如捐錢只能捐給有官方背景的基金會，才享受免稅，這是很不合理的。民間慈善組織搞一個活動都很不容易。此外，成立一傢俬募公益基金會的門檻也太高，要數百萬註冊資金。這些都是人爲的限制。資中筠說，一方面號召和鼓勵捐贈，一方面又設置種種障礙，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慈善機構‘官辦’色彩濃厚，民間慈善組織發展受到制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楊團分析說。
“應該弄清一個觀念———公益慈善事業從根本上講是民間的事，是民間自願的一種財富的再分配的途徑。”資中筠表示，政府福利的主要途徑是收稅，然後以一部分財政撥款用於福利。而民間慈善公益事業恰恰是補政府的不足，如果全是官辦就沒有意義了。
“我們還需要從觀念到機制慢慢磨合，”資中筠說，“不能因爲要防止少數人做壞事，就制止了多數人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