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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賢治
人們經過這場浩劫，種族大屠殺，什麼也不想回憶，什麼也不想學到；不是因爲他們愚蠢，而是因爲他們拒絕反思和學習。“在這個時代，醜惡的淺薄又回來了。”
人類的出路在於改革，而現實的改革是不能迴避歷史的
4月16日是以色列一年一度的納粹大屠殺紀念日。今年，在報上看到，除在以色列舉行各種活動之外，在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遺址，也有近萬人在當天遊行，紀念在納粹手下喪生的600萬猶太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其中既有白髮蒼蒼的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有滿臉嚴肅的青少年。這一遊行名爲“生存行軍”，始於1988年，持續至今已經快20年了。最初只有猶太人蔘加，1990年代起加進了許多不同國籍、不同信仰的人們。
他們深知，在大屠殺中喪生的是人類，而不應視作僅僅是猶太人。
儘管種族屠殺事件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儘管事件是由早已覆亡的納粹黨所爲，今年德國朝野上下達成一種共識，即認爲德國政府及其公民至今仍然是負有責任的。這是人類文明的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看到，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慰靈碑前屈膝下跪；我們看到，今年，德國政府在完成發放預定的猶太死難者後代的賠償金以後，再次宣佈擴大賠償；我們看到，幾十年來，在德國，以作爲民族奇恥大辱的屠殺猶太人爲背景的電影、小說、回憶錄，各種研究論著源源問世，從未間斷……人類的良知、智慧和勇氣，因集體記憶的存在而得以延續。在這裏，記憶是歷史的引擎，是它以明確的方向性和強大的精神動力，推動着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走向進步的未來。
德國導演魯道夫·赫爾佐克與文獻片同時寫成的《希特勒萬歲！豬死了》，就是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記憶的著作。但是，它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材料，就是政治笑話，包括一些喜劇性電影。作者沒有把笑話簡單地輯錄到一起，而是按照帝國從崛起到覆亡的歷史，有序地加以敘述。因此，與其說是講笑話，毋寧說是講歷史。在這裏，笑話成了歷史文獻，通過它，以及其他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再現納粹獨裁統治下的德國的真實狀況，並使之得到深入的說明。全書既有充實的史料，又有相當的文化厚度和思想深度，是一部別開生面的納粹史。
魯迅說，有奴才的笑，有奴隸的笑。笑的性質可以很不同。在這本書裏，作者開出的笑話證實，不但有反猶分子、右翼分子製造的笑話，即使是同樣的人民，既可以諷刺暴政，也可以諷刺民主制度。政治笑話不一定是一種抵抗的表現形式，在作家看來，大部分笑話實質上並不具備批判精神，而只是情緒的一種發泄而已。在第三章，寫到希特勒上臺，整個市民階層的代表完全被希特勒的親民形象和各種宣傳活動迷惑了，當時的主流思潮是擁護納粹黨的。希特勒所以能夠在短期內剷除多黨民主制，實現高度集權，除了納粹分子的積極的、高效的行動之外，與其他政治團體的半推半就的曖昧態度，以及老百姓的短視、盲目樂觀的情緒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是第三帝國的“太平盛世”：失業率下降，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經過十多年的動盪、不安和沮喪，人們重獲信心。經濟發展掩蓋了納粹政治體制的陰暗面。作者寫道，納粹當權後採取強制措施，對人權實行野蠻限制，對不同政見者和猶太人實施暴力手段等等，與此相關的信息和觀點，在當時，大多數人是不相信的，認爲是荒謬的，是惡意的玩笑。希特勒把納粹的掌權及社會的重大變化，美化爲“民族的崛起”，沒有人公開反對宣傳部高調喊出的“振興”的口號。在社會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候，大衆的幽默也適應着這種新變化，站到了權力者也即勝利者一邊。因此，在希特勒統治的早期，即使有不滿的笑話，也只是小小的抱怨，這叫“怨而不怒”；但是，隨着戰爭的展開，政治壓迫的公開化，政治笑話多了起來，而且變得越來越犀利了，以致成爲一種難以控制的大衆現象。但是，即使如此，作者指出：這些笑話都只是涉及個別的政治人物和社會現象，並沒有涉及一個政治體制野蠻形成的過程。
書中還畫了一張“幽默中醜陋的臉”，專章收錄並分析了德國人嘲笑猶太人的笑話。諸如青春期性妒忌、貪婪、吝嗇等等，這些帶有嚴重偏見的、充分反感的、誹謗性的敗壞猶太人的幽默廣爲擴散，甚至傳播對猶太人帶有暴力恫嚇性質的笑話；這些輕鬆的玩笑，爲第三帝國日後迫害猶太人準備了土壤。在奧斯威辛的可怕的事實面前，這些笑話的產生確實是十分殘酷的。作者筆下的笑話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心態史、精神史，一部德國人民史。“人民”太抽象了，作爲一個名詞，就分子構成來說，也不妨置換爲“大衆”、“羣衆”。廣大的人羣並非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它與政府之間存在着一種危險的利益互動。這是作者在書中告訴我們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斷言：“政治笑話是一種自由的殘餘物。”他在日記中還寫道：“政治笑話要徹底剷除，連根拔掉。”但是實際上，這些納粹首腦並不完全厭惡幽默，只是這種幽默必須是“流線型”的。第三帝國生產的90%的電影，就是這種流線型的、圓滑的、膚淺而有趣的小喜劇。作者稱之爲“褐色恐怖”，他指出：“今天我們幾乎無法理解，當年人們怎麼會感到這種貧乏低劣的作品有趣。儘管上頭佈置下來的幽默枯燥乏味，但還是受到羣衆的讚揚。幾乎沒有一個觀衆察覺，這些被誤認爲是與政治無關的風俗劇摻進了難以看透的宣傳性內容。”可以看到，對於羣衆，對於大衆文化中的逃避主義、娛樂主義傾向，作者堅持了一種近於啓蒙主義者的批判態度。
本書在笑話中夾雜了不少人物故事，反映了藝術家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的艱難處境。對一些喜劇演員來說，幽默是生存的手段，其中包括與權力者妥協的策略，但也可以因此失去正當職業，以至生命。國家級喜劇演員海因茨·呂曼享有盛名，在納粹時代，他固然沒有主動獻媚，卻又接受官方的寵愛；在公開宣傳納粹意識形態的場合，他做出各種努力，爭取少出場。但是，作爲一種妥協，他又不得不與猶太人妻子離婚。帝國文化協會開除“卡巴萊”演員維爾納·芬克和他的一些同事，理由就是因爲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缺少正面的態度”。他害怕被投入集中營，等到無處容身的時候，只好向前方逃亡，報名自願上前線打仗，以求擺脫宣傳部的控制。他不知道，軍隊內部頒佈了“新規定”，其懲罰條例同樣適用於那些“愛發牢騷的人”。這樣，他便完全走入絕境了。明星演員羅伯特·多爾塞喜歡拿希特勒、戈培爾這些首腦人物開玩笑，蔑視納粹分子，拒絕加入國社黨，但是他根本無法擺脫內心的恐懼。有一次，在德國劇院的餐廳裏喝酒，他爲了釋放這種緊張感，用了最新的“元首笑話”輕鬆氣氛，結果死於在場的政府官員的告密。在極權主義國家裏，政治無所不在。作者用笑話連綴起這些人物的命運，通過對藝術與政治關係的揭示，強烈控訴了納粹政權敵視自由、踐踏人權、滅絕人性的罪行。
二戰結束了。一個“集體瘋癲時代”過去之後，德國如何呢？作者仍然用笑話進行講說。他告訴我們，獨裁政權對後世的影響如何深遠。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關於納粹時代的笑話很少在社會上傳播，反之，一些談論倖存的猶太人要求歸還被搶掠的財產的笑話卻被製造出來了。就是說，歷史仍在延續。希特勒死後多年，居然不允許嘲笑希特勒。這樣的怪現象怎麼可能得以產生呢？
作者憤然寫道：人們經過這場戰爭浩劫，種族大屠殺，什麼也不想回憶，什麼也不想學到；不是因爲他們愚蠢，而是因爲他們拒絕反思和學習。他說：“這是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醜惡的淺薄又回來了。德國人蒙起眼睛過日子，這種安於現狀的情形，完全跟以往一樣。”把納粹的歷史性罪惡拿出來清理，不是由經歷了浩劫的一代來進行，而是始於六七十年代的年青一代的訴訟，是他們拯救了德國的名譽、前途，和人類的良知。像批判自己的國家及“元首”這樣一類大逆不道的事情，過去只有在外國纔可能發生，然而，在德國，其後也終於被容忍和接受下來了。
即便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今要弄清楚整個國家當年爲什麼會走得那麼遠，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越來越難了。正因爲有感於此，他才動手製作了《希特勒萬歲！豬死了》這樣的文獻片，同時寫下這本令人發笑卻又笑不起來的書。
在本書翻譯出版之際，作者爲中國讀者做了坦率的說明：他所以會對大半個世紀前的“第三帝國”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社會的，一個是個人的。普遍的理由是，“一個民族必須面對她的歷史”。他認爲，納粹時代過去了，而對納粹時代的探討永遠不會結束。至於個人的理由，對一個至今只有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來說，他只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尋找歷史的證詞，尋找解釋並理解他的親人過往的生活道路。
人類的出路在於改革，而現實的改革是不能迴避歷史的。我國最近翻譯出版了英國人傑弗裏·雷根的一部通俗歷史著作，書名叫《愚昧改變歷史》，其實愚昧還不止於表現在歷史事件當中，還可以表現在對歷史的態度上面，就是說，有可能繼續愚昧。愚昧是反事實、反理性、反道德的。本書的作者，就是爲了對抗這種愚昧——其中，遺忘或可稱作“基本愚昧”——而寫作的。因此，在本書的中文版付梓之前，作爲一名編輯，我願意寫下讀後的感受和對作者的敬意，並鄭重推薦給更多的中國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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