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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政府這麼幹，怪缺德的。”孟獻龍的聲音，即使在電話中仍然能清晰地表達出他的無奈和憤懣。
他1999年時任安徽潁上縣八里河鎮馬店村支部書記。因爲一次不屬於村民的“掛名貸款”而賣掉房產，舉家去福建打工，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他說：“出去要飯，落個乾淨。”
從1999年9月開始，根據上級政策，農行潁上縣支行向縣各所轄鄉鎮，以一家一戶爲對象，發放了一批小額支農扶貧貸款。這些貸款，在潁上縣八里河、湯店等幾個鄉鎮並未真正提供給農民，而是被鎮政府挪用。取得貸款的方法就是用行政命令加“工作方法”把農民的身份證收取集中，然後去銀行統一辦理借款支取。
後來銀行不斷給村民們下催款單。“這叫什麼事兒呢！”孟獻龍說，他們村子接到了113張銀行催款單。
村民交的身份證用尼龍袋裝
孟獻龍向《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講述了當年貸款前前後後的情形。
貸款的前一天，鎮裏通知村裏兩委班子都過去開會。八里河鎮政府大院的小會議室，坐滿了至少5個村的黨支部、村委會班子成員。鄉領導在會上佈置說，縣上要發放扶貧貸款，分給各村名額，讓把身份證要上來統一辦手續。並且要求“黨員幹部要起到模範帶頭作用，要帶頭交身份證”。
當時的馬店村民大概有兩千六七百人，孟獻龍記得那天收了100多人(戶主)的身份證。
湯店鎮的湯海村村民湯丙雲(化名)，當年跟收證的大隊會計去了兩個鄰居家，對當時的“收證”工作記憶猶新。“會計囑咐村民說，如果上面問下來，就說收到錢了，說拿錢養雞養鴨都行。”他親眼看到，村民在收證人走後，便把到手的《小額貸款發放卡》扯得粉碎。“讓我們擔着名兒，當官的拿錢，當然氣不忿兒！”村裏的一個老人，事後用曹操殺司糧官前講的那句話做總結：“借你的項上人頭一用。”
1999年基層農行營業點的貸款借款手續中，身份證和私章是體現在合同上的。因爲有的村民不交或假稱沒有私章，所以私章就成了辦理流程中的大問題。“鎮裏讓各村統一刻，刻完了拿票到鎮裏去報銷”。馬店村貸款，連複印單據帶刻私章，花了1000多塊錢。每村的辦事員都拎着幾個尼龍袋子去鄉里交差。據村民回憶，後來統一刻的那些村民私章在五岔村路口和彭橋小學都倒出來燒了，“有半口袋那麼多”。
當年7月30日的《人民日報》在第2版，編髮了一則關於農業銀行安徽省分行金融支農的新聞報道：
“圍繞省委、省政府確定的扶貧攻堅計劃，努力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確保了扶貧資金如數發放到貧困戶手中，加快了貧困地區脫貧致富步伐……做到貸款到村到戶，效益到戶。”
但至少潁上縣的村民沒有在這項“扶貧攻堅計劃”中受益，他們只是被收去了身份證。
貸款“和村民不相干”
八里河鎮馬店村，地處淮河流經處，土地豐饒。但境內的煤礦開採造成塌陷，土地失去肥力日漸貧瘠，加之每年汛期洪水氾濫，自然條件不斷惡化。農民只能養家禽家畜或者種大棚，“一畝園，十畝田”，也可以得到相應的收益。馬店村原先由政府投資，搞了一個高科技示範園，支起來很多大棚，馬店村就種了100多畝西瓜，長勢也好，村民感到很高興。“後來把大棚拆了，鋼骨都被拉走了。心疼也沒辦法，胳膊擰不過大腿。”孟獻龍說，就是貸款，鎮裏開會也沒講這些貸款不給村民做什麼用。
直到2004年8月，農行潁上縣支行的業務員送來催款單，孟獻龍才急了。
縣農行城西營業所的人把馬店、北流、松林3個村的債務逾期催收通知書送到孟獻龍家，讓“立即還款”，3個村總共約115萬元。
讓村民擔個名貸款就讓人很不舒服了，再讓村民償還根本沒有借貸過的款，這讓孟獻龍沒法幹了。貸款的時候村民就找到村委會反映，村委會承諾說，錢是讓鎮裏拿走了，但如果它後來不承擔，那就由村裏承擔。村民反問說：村裏承擔不就是還讓我們承擔嗎？孟獻龍認爲村民問得有道理，所以一見到催款單就“特別惱火，寧可黨員不要了，書記免了，也不能讓他們這麼整我們村子！”他先去找了農行，被告知這批貸款是政府對農戶“傾斜”的，“不好要就不要了”。然後他又多次找鎮裏，最後得到的答覆是：“這些錢不用還，和農戶不相干。”過了不久，鎮上讓各村把農行的債務逾期催收通知書都交上來，孟獻龍多了個心眼：他把113份催款單據都留下了。
財政貼息貸款的吸引力
在當地的某些官員眼中，扶貧性質的小額貸款是有着獨特的吸引力的。“小額支農貸款是財政貼息的，比常規的農業貸款要低5%，而銀行是要盈利的，那麼這部分利息差就由財政來貼補，這也是國家體恤農民的實惠政策。”農行潁上縣支行副行長姚羣如此解釋。總體指標大，又是低息貸款，有權的部門動了一番腦筋能拿到，之後就用這筆錢做事情。
農民貧困，國家貼息貸款，但農民不知道：不知道政策，不知道程序，不懂關於法律法規的細節，這就給“掛名貸款”留下了充分的空間。
孟獻龍在赴南方打工之前，把2004年馬店村的債務逾期催收通知書留給了村民，並把自己的一份複印件留下，在上面寫了證明：“我村153戶扶貧貸款羣衆沒用，全部由八里河鎮用完。證明人孟獻龍2006年4月8號。”
事情過去了近8年，當年貸款的鄉鎮官員也有變化。在湯店鎮一次全鄉大會上，鎮黨委書記王心強對臺下的村民說，當年湯海、五岔村是用你們的名貸了430萬，我們鎮政府用了，你們可以去告。
如今參加過那次大會的村民，對書記的這句話幾乎都能記得。現場有的村民甚至偷偷用DV把這一幕拍了下來，一直留到現在。
1999年到底貸出了多少小額扶貧款？多少村鎮參加？涉及多少戶？這些只有發放的銀行才心知肚明。而對於《民主與法制時報》提出的這些問題，作爲潁上縣支行副行長的姚羣只是聲稱，那時銀行還有些計劃經濟體制的味道，政府部門對農行的指導性尚存。但涉及到具體數額，他表示，要查檔案才能知道。
“如果是採訪，我就不能跟你說這些。”該行的信貸部經理郭亞軍一臉嚴肅地表示。後來郭又說可以去查一下，40分鐘後，他對記者說，因爲有的檔案還在鄉下的營業所裏，前幾年幾個鄉下營業所撤併，檔案集中到支行，但管檔案的人出去了。最後他總結似的說：“不可能查到。”
八里河、湯店等鄉鎮農戶給《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出示了當年的《潁上縣小額貸款發放卡》和《中國農業銀行農業貸款借款憑證》，村委會、鄉政府、農業銀行籤的日期都是1999年9月22日。幾百上千戶的小額貸款，從村委會到鎮政府再到農行，手續在同一天辦理完畢。
“銀行催款單”的全稱是《債務逾期催收通知書》。該通知書用手工填寫，其中填寫的貸款到期時間不一，從2000年12月18日到2004年8月1日都有，這些貸款“逾期”了不止一年。其貸款金額從2000元到4000元不等，期限大都是18個月。從銀行催收表格的數額來看，自貸款開始，貸款人就從來沒向銀行償付過一分本金。
小額支農貸款的漏洞
正如姚羣所說，財政貼息是個熱點的優惠，而國家提出這個熱點針對的唯一對象就是貧困的農民。如果對象改變，那性質也就不同了。
“小額信貸交由農業銀行運作，而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後對小額信貸不感興趣，積極性不高。”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俊臣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他認爲小額信貸的利率問題纔是關鍵。
人們通常的看法是，貧困農戶既不願使用較高利率的貸款，也付不起較高利率；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則對貧困村民更有利。國內外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實踐證明，這種看法是很幼稚且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在中國不要說沒有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信貸供貧困農戶使用，就是法定利率或高利率的商業銀行貸款，也輪不到村民尤其是貧困農戶使用。面對農村民間高利貸，貧困農戶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較高利率的、村民自己的小額信貸。這是因爲，一方面，貸款的村民精心使用利率較高的小額信貸普遍產生了預期收益，付得起利息；另一方面，正是因爲較高利率，才使非貧困戶不願意使用，才最終“輪”到一般村民和貧困者使用。畢竟，非貧困農戶若要發展家庭生產經營，可以到國有商業銀行或農村信用社去貸款。
趙俊臣表述說，貸款利率如果不高或者零利率，貧困社區中各類農戶都會出來爭奪這份“廉價午餐”，許多人有“不要白不要”、“白揀便宜”、“撈一把”、“搭便車”等思想，特別是那些強勢人羣、先富裕起來的人羣，利用自己的地位與勢力“霸佔”這類貸款，一般的村民尤其是真正貧困農戶往往難以沾邊。這正是我國現有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多年來大量貸款到不了一般村民的體制原因，也是我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扶貧以來，“真正的貧困農戶難以得到貼息貸款”的深刻原因。
如同證明趙俊臣的論斷一般，郭亞軍透露，1999年潁上縣農行發放的那批小額扶貧款，到現在基本上“收回的很少”。到2000年之後，該行的此種貸款已經全面停止發放，剩下的工作只有兩個，“或者壞賬覈銷，或者繼續追討”。
這個先天存在的執行缺陷，通過什麼途徑來討呢？和記者問的其他問題一樣，潁上縣農行沒有公佈答案。
小額信貸扶貧到戶
小額信貸扶貧到戶，最早是由孟加拉國的尤諾斯教授創辦的鄉村銀行實施的，被稱爲“GB”模式，目前已在世界70多個國家地區推廣。通過福特基金會的介紹，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杜曉山教授等引入，並以“扶貧社”的形式在河北易縣、河南南召等地試驗，取得了成功。1997年後，雲南、陝西等省區較大規模試行。
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一度推出了財政貼息發放扶貧貸款的方式，這實質上就是低利率貸款。我國經濟學界普遍認爲，低利率是導致高違約危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低利率下，借貸者和放貸者都認爲小額信貸是一種“白送”的禮品，既使貸款者產生“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又使其形成賴賬不還的惡劣習慣。我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長期以來存在的大量呆賬、壞賬，以及鉅額扶貧貼息貸款不到50%的低還貸率，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這種危險的存在。《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鄭建峯發自安徽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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