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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需要柏楊的一個原因，就是反思可以使人類不斷進步
-本刊記者/楊東曉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被禁錮了10年的中國人正處在思想解放的前夜。當時有一本書通過香港傳入內地。這就是由臺灣林白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在出版機構尚未行動之前，它已經具有一片在民間滲透的土壤。
大陸是怎麼知道柏楊的
一年半之後的1987年3月，柏楊與張香華爲香港電臺舉辦的青年閱讀獎勵計劃“開卷有益”頒獎，在香港期間得知《醜陋的中國人》在內地被禁。而此時，大陸尚未正式出版過柏楊書籍，被禁掉的只是從香港傳入的版本。
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柏楊妙語》。緊隨其後，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醜陋的中國人》，令內地讀者“大開眼界”。這一年，在他的故鄉河南輝縣，雕塑家李學還塑成一座柏楊的高大胸像。
中國現代文學館前副館長周明當時是《人民文學》副主編，文化界在此時最是先知先覺。對他來說，“感到吹來的是一股清新的風”。但是更多的中國讀者被激怒了：這個醜陋的人是誰？他憑什麼罵中國人？
事實上，早在此前7年，柏楊已就這6個字在臺灣屢遭責難。
1982年，臺灣某報邀柏楊演講，當聽說這個題目後，他們說：就讓他關着門說給自己聽吧！1983年臺灣東海大學邀他演講，柏楊再次報上這個題目，並要求留一份錄音以備書稿之用，結果得到的是一盤空帶。當時蔣經國還沒有進行他的政治改革，黨禁和報禁尚未解除。柏楊對“醬缸蛆”的自欺欺人忍無可忍，他太想就這個題目進行一次發揮了。結果，這個機會卻是在美國得到的。
美國愛荷華大學1984年請柏楊與張香華完成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就在這所大學裏，柏楊暢所欲言，終於找到了他的聽衆。
柏楊的現實批判精神在進入大陸之初同樣一波三折。一方面，80年代的知識分子在柏楊這記猛掌下警醒；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的浸潤和保守思想的禁錮也令更多的中國人勃然大怒。1988年在柏楊故鄉河南輝縣樹立起的胸像，於3年後被拆除。是年，《解放日報》就柏楊的反傳統思想發表批判性文章。
1988年9月，柏楊第一次回大陸時對周明說過：我寫那本書時已經離開大陸30多年了，當時還沒回過大陸，我是看到臺灣以及海外華人中存在的現象而寫的。
但他沒有想到，同樣的問題也普遍地存在於大陸中國人身上，這是一個共性問題。
柏楊的思考之所以不被接受，正是因爲他撻伐了民族的弱點，這就是他提出的“醬缸文化”。周明說，魯迅在70多年前提出民族劣根性的問題，當時也不被國人接受，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國人看透了自己的劣根性，也能平靜地接受和自省。但是幾十年後出了個柏楊，中國人一下子又不能理解了。
現實歷來充滿矛盾。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人，既牴觸“醜陋”這兩個字，同時又給予它傳播的民間土壤。
當時“四人幫”已粉碎了10年，思想的萌芽在禁錮和封閉了10年後，剛剛露出一點苗頭。柏楊出獄那年，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也剛剛結束10年的荒唐歲月。在這個時候，有個中國人站出來說國人是醜陋的，大家都想看看“醜陋”是什麼樣子。
頭腦清醒的人一看，發現了一面鏡子。民族的鏡子。
柏楊來的正是時候
撥亂反正的中國大陸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開始於1980年，到了1983年和1984年已經比較激烈。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回憶起他在80年代中期讀研究生時，年輕人的思想和學術交流比較頻繁，經常有研討會，大家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去探討。當時西學不斷地涌進來，思想界、文化界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我們想要走向現代化之路，就要批判傳統。柏楊對傳統的激烈的批判，他那種批判精神和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成爲一種很經典的認知。”陳曉明說，“魯迅、胡適、陳獨秀對於傳統都是批判的。我們引證它不在政治上而是學理的批判上，不是社會的批判而是一種思想文化的批判。”因此，當時柏楊對傳統的批判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在回顧那個年代的時候，人們會發現，被冰藏10年的中國能量在80年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
解決溫飽是這個人口大國各項任務的重中之重。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發的“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使傳統農業向着現代農業轉化。
經濟方面，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他強調：“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同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1997年7月1日起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國家科委在1985年9月14日擬訂的促進地方經濟振興的“星火計劃”，是經中國政府批准實施的第一個依靠科學技術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計劃。
民間力量如潮。1986年11月25日，中國長江科考漂流隊征服了長江。這一史詩被頌揚也被無情拷問。
揭開古老中國與當代世界接軌序幕的，是在1987年9月14日北京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完成的中國第一個國際互聯網電子郵件節點，“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過長城，走向世界)”，雖然通信速率僅爲300bps，但它是幾代人的心聲。
柏楊研究者朱洪海在2003年“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80年代人”的概念——他們不是出生於80年代，而是在80年代完成了自己人生觀、價值觀的一批人。
朱洪海在提到中國大陸80年代時，認爲這個10年，“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在文革10年之後，發生並貫穿於20世紀80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
回顧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間中國人的文化事件，朱洪海說，尼采和薩特，對中國文化界倫理思潮的影響；弗洛依德，第一次給予中國人完整的性觀念；柏楊對於“醬缸文化”的鮮明而現實的批判。三者相繼到來，給80年代人以人文啓蒙。
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的到來，恰逢大陸當時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
因此，朱洪海認爲，“柏楊來得恰逢其時，就是因爲他參與並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
反思旗手
無疑，中國人對柏楊的需要並非一二十年的時限，否則他的書不會由於爭議和誤解而永遠暢銷。正因爲華人的需要，柏楊一系列具有國民性批判的書籍才能成爲常銷書。王榮文說，在臺灣這也是一本常銷書。
“對於本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在任何文化中、任何時期都是存在的。但在中國比較少，只有少數人站出來批判。到了現代，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的轉折。”陳曉明在論述他的觀點時提到了魯迅、陳獨秀、胡適和毛澤東，“五四”時期是一個歷史的變革時期，通過這一社會轉型期，中國走向了激進革命的道路，對傳統的批判是另一種方式。
柏楊批判的是傳統的文化、人格、習俗、心理和性格，因爲在暴風雨般的革命後，這些文化陋習依然存在於現實中活生生的中國人身上、存在於每個人的行爲當中。“這對中國人震驚很大。本來大家以爲通過革命自己已經割裂了傳統，我們身上已經沒有這些了。”
在分析柏楊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時，陳曉明說：“每一種傳統總是有它的精華和糟粕，總是有它的優秀的、不死的、永恆支撐民族靈魂的價值，但它也有負面的東西。柏楊的批判比較偏向於揭示負面。他本身有非常高的學養，又歷經了中國革命的風風雨雨，讀了很多傳統的典籍，從他的經歷看，曾經是個很有理想、很有抱負，對中國的現代化懷有熱望的熱血青年。”
柏楊批判的方式，是針對活的中國人身上的性格行爲陋習，不僅在活人身上有，而且還要活在中國人身上，這是最可怕的。
“因此柏楊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即使是以後50年，中國更加發達了、更加民主繁榮了，仍然需要柏楊。”陳曉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詮釋柏楊對於民族的必要性。
周明的解讀方式是微觀的，他關注的是“個人”：我們每個人身上有很多弱點，需要解剖和敲醒，柏楊就像個嚴厲的醫生，他不是來判病人死刑的，而是來救人。他一刀劃下去解剖的目的，是治療病症挽救生命，使人更健康地生活下去。
認識柏楊的價值
對於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保留和尊崇是主導的方面，每種文化都需要有自信心，事實上幾乎99%的人在做這項工作，“而柏楊是極少數，甚至只有一個柏楊”。陳曉明說，正因爲有了一個柏楊，纔是我們文化的某種幸運。因爲我們能夠有一個人說出我們沒有能力、沒有勇氣說出的話語。因此，陳曉明強調，一定要在這樣一個框架裏來說柏楊。有能力批判和反思的人已經很少，達到柏楊的高度和深度的更是少數。
每一種文化傳統對自身的反思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各方面發展迅猛，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反思就顯得尤爲重要。
陳曉明認爲，要看到柏楊是位在歷史上下過很大功夫的學者，因爲他的批評是綜合的、全方位的。理解柏楊就應該把他的書多讀一些，不要簡單地只記住一句“醜陋的中國人”，他對歷史有很深厚的研究。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柏楊的反思是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柏楊偏向自由主義，對人格自由價值的尊崇，他的理念成爲社會文明進步的助推器。
“柏楊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旗幟，他是旗手式的人物。”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懷有詩意地描述柏楊：旗幟意味着前進、意味着戰鬥。他是有戰鬥力、有理想情懷、有前進目標和方向的人物。
柏楊vs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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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自評
倔強、衝動、直截了當、開闊、寬大而不知道適可而止。我能夠接受別人的指責、批評，但行爲上往往還是原始反應……到底這些是優點還是缺點？我覺得它們既是強項也是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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