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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周益本報實習記者王建明
【週末報報道】有人問現在防艾工作的當務之急是什麼？我說，關鍵是孤兒，中心是孤兒，第一位的是孤兒問題，其它問題次之！否則，可能導致民族的災難！——高耀潔
李丹在前往河南某艾滋病高發村之前，曾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撲面而來的竟然是漫天謠言。謠言的版本有很多，目的只有一個：讓當地人相信李丹和他的團隊是“騙子”。
2003年，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太陽物理專業研究生李丹和他的夥伴們成立了一個以救助艾滋孤兒爲宗旨的“東珍”文化傳播中心。他們把活動的主要地點定在了河南省，他們的設想是，爲不被普通學校接受的艾滋孤兒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猜疑、愚昧、封閉……在完成這個夢想的征途中，李丹和夥伴們不得不翻越一座又一座“人性的荒涼山嶺”。
穿藍色制服的“騙子”們
“當時最過分的一個謠言就是，說我們去騙村民接受抽血，然後把他們的血樣本賣到國外去賺大錢。於是，許多村民都有意地躲避我們。”李丹回憶說。
何建章是黑龍江大學的學生，爲了幫助艾滋孤兒，主動申請休學一年。他向記者表示，剛到村子裏面的時候，很多村民都對他很戒備。“村民對我們很客氣，但無論問什麼，他們都說‘不知道’，也不歡迎我們到家裏去。”
在不信任的情緒影響下，志願者在當地甚至屢屢遇到暴力事件。李丹說：“我2003年剛去河南的時候，曾經受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的阻撓，甚至在一個村子外面被一羣大漢追打過。”
碰了幾次壁之後，李丹和夥伴們想出了一個辦法——每次進村都統一穿着印有“愛心助人，公義務實”的藍色制服。
“從心理上說，很多村民都渴望得到外界的幫助，因爲他們的生活已經面臨絕境。”剛從長沙民政學院畢業的朱昭武告訴記者，“穿統一的制服，是爲了讓村民們感覺到我們是一個正規的組織，從而相信我們的能力。”
在志願者耐心的講解下，一些眼看他們連捱打都不怕的村民漸漸轉變了態度。
在最初接納志願者們的村民的幫助下，李丹在村裏找到了一個被閒置的房子，並把它修整一新，當作“東珍”的活動室。這個活動室裏放滿了玩具和書籍，朱昭武告訴記者：“村裏的小孩看到有好玩的，很感興趣，隨之也把附近村的小孩們帶了過來。活動室還有很多適合兒童閱讀的書籍，我們會組織孩子在裏面看書、上課、做遊戲。許多家長看到其他的孩子都來了，也就放心讓自己的孩子也過來(接受教育)了。”爲讓村民相信志願者們不是爲了騙錢，他們制定了相對豐厚的救助辦法。李丹說：“我們對那些來活動室玩的孩子進行調查覈實，只要屬於艾滋孤兒，或者父母親中有艾滋病人的，我們都會給孩子的家庭按一個小孩每月100塊錢的份額發放救助款。”
漸漸地，村裏的大部分艾滋孤兒都進活動室玩了，而村裏的大人也接納了這羣年輕人。
“至少能吃飽穿暖”
年輕的志願者們努力與當地村民打成一片，同時，他們還不得不面對當地落後的物質條件。
在採訪中，很多志願者都用“震撼”兩個字來形容初到當地的感受。
朱昭武進入某艾滋病村之後，發現很多艾滋病人的家基本上是家徒四壁，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一進門，看到的就是一張牀，上面躺着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能賣掉的都賣掉了，當地人基本上沒有看見過電視，有的家庭連收音機也沒有。”
朱昭武還發現，這裏的農戶跟他熟悉的北方農戶不一樣，院子都沒有圍牆。他後來才知道，砌院牆的磚都被拆了拿去賣錢了，連砌竈頭的磚都未能倖免，很多艾滋病人是用幾塊磚頭支起一個簡易竈，生火做飯。“有些病人乾脆連家門板都不要了，只要是能換錢的東西，統統被賣掉。”朱昭武說。
志願者們的生活條件，也好不到哪裏去。
“之前我想，條件再怎麼差，學校應該也有個學校的樣子，有教室，有操場，有辦公桌吧。”何建章這樣回憶自己當時的期望。結果，出現在這個小夥子面前的“東珍”學校只是一棟很不起眼的兩層小樓，一樓是教室，二樓是睡覺的地方。
“第一天晚上，根本睡不着。”何建章告訴記者。在不到90平方米的二樓房間裏，擠着20多個艾滋孤兒和7名志願者，沒有一張牀。在河南的一年間，何建章都是和大家一起將被褥鋪在水泥地板上睡覺的。
這個東北小夥子到了河南後，對於當地的環境並不是很適應。“由於當地空氣乾燥，我有一段時間經常流鼻血。另外，剛去的時候頭老是疼，暈暈的。”
讓志願者們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由於有援助機構的資金支持，“所有人都至少能保證吃飽穿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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