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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以來，圍繞氣候問題展開的一場場風暴級的外交斡旋，成爲國際政經舞臺的主要節目：6月的八國峯會，9月的聯合國大會，11月的中歐首腦會議，氣候都是主要議題……數字會讓我們更直觀地理解什麼叫熱點：近兩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的參會人數多達1萬人！拿外交人士的話來說，“談氣候問題，五六千人的會議都算不上‘大’會”。
在中國，今年關於氣候問題的重大舉措也接二連三：1月，中國“國家氣候智囊團”——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成立；隨後，以溫家寶總理爲組長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成立，並於6月初正式發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9月初，外交部宣佈建立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工作機制；在澳大利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闡述中方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看法和主張……
氣候問題之所以牽動全球政治家的心絃，還是因爲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繫和不可迴避的矛盾。在改善氣候條件的技術水平難以很快提高的情況下，氣候與發展在不少時候已經成爲敵對面，讓國家管理者顧此失彼。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其國內推行節能減排時所受到的冷遇和白眼，便是一例明證。而美國總統布什強行退出《京都議定書》，其國內經濟界的強大壓力也是重要原因。
在強大的內部壓力下，外化危機成爲西方政治家的選擇。近幾年來，隨着中國、巴西、印度等國因經濟發展需要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西方國家的政客找到了釋放內部政經壓力的新對象。
在此次胡錦濤主席訪問澳大利亞並出席APEC會議之前，澳大利亞總理派他的特使來到了中國，向中國外交部、國家發改委以及中國氣象科學家等推銷澳大利亞的節能減排新方案。澳大利亞是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其推出這一方案的目的既是爲了改善自身形象，另外也是在亞洲範圍內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施加壓力。
而另一方面，對於發展中國家急需的環保技術，發達國家卻壁壘森嚴。比如說，中國煤的儲量十分豐富，如果中國掌握了“碳捕獲與儲存”技術，那麼中國就可能在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大爲降低的同時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但直到今天，西方掌握這一技術的國家仍然不肯對中國開放該技術，連“低價轉讓”也不同意。這自然會讓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心存疑慮：既然環保是一件有利於全球的“共同”事業，那麼西方發達國家能不能負責任地對發展中國家開放環保技術，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技術，企圖再次從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努力中榨取暴利？
當然，企業也是節能減排事業的直接相關方。可像美國和歐洲一些大企業，現在熱衷於向其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無法做出明確的減排承諾；而一些跨國企業一方面將環保理念作爲招徠消費者的旗幟，一方面卻將污染企業或工業垃圾轉移到其他國家；另外人們還存有這樣一個疑問：在環保新技術的應用和新能源發展需要淘汰老設備、增加當前成本的情況下，政經精英們能否做到着眼長遠？
當然，注重環保、節能減排，也是中國人自發的選擇。爲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目標，中國政府已經在國內掀起了“節能減排風暴”，中國政府8個部委於5月開展全國性清理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的專項大檢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國科學家們也正加強對新能源和環保技術的研究，力爭佔領這個科研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同時，中國國內關於環保的推廣活動漸成燎原之勢，環保這個詞彙已經成爲時尚的代名詞。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人已經建立起在環保方面的對自身行爲的約束意識，頭腦中的環保風暴已經開始橫掃中國。
實際上，在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時，這一個問題最值得人們關注：當節能減排涉及自身利益時，人們是否能遏制住內心慾望的膨脹，在現實發展的需要和未來人類安全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可喜的是，在今時今日，各種族各國家各團體的人類精英們至少已經擁有近似的對人類未來生存環境吉凶的預判，他們開始坐下來負責任地謀劃明日世界。儘管還有眼前利益的爭奪，還有互不相讓的交鋒，也避免不了利潤和舒適的誘惑，但畢竟，對迎接氣候的挑戰，人類已經起步……這一刻，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人類需要智慧、理解和寬容更甚於機巧、自私和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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