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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罪責》一書的第15章名爲“父親的戰爭”，其研究主題與多年前我讀過的《生而有罪——納粹子女訪談錄》多有相似處。不同的是，在本書裏，作者野田正彰先生對戰爭參與者後人的關注乃至個案研究時間跨度更長。彼得·西施羅夫斯基在《生而有罪》等書中完成的，相當於橫切下十餘個納粹子女的心理切片，放大後仔細揣摩研究；而野田正彰則是縱向跟蹤一名戰爭參與者後人的心理路線，伴隨其曲折環繞顛簸撕裂矛盾惶惑，一問究竟。
1986年，父親大澤雄吉患食道癌去世前一週，女兒倉橋綾子拿到一張滿是皺褶的小紙片。那時，大澤雄吉的肝硬化已非常危險，完全靠輸液維持生命。大澤雄吉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死了以後，把這個刻到墓碑上，別忘了，拜託了！”一週後，71歲的大澤雄吉病逝。幾年後，一直忙於照顧家庭和工作的倉橋綾子想起父親的遺願，去跟哥哥商量，遭到拒絕：“我不願在家族墓地上刻上這樣的東西。”
這樣，父親的遺願無法兌現，一再延宕。父親希望刻到墓碑上的，是下面這段文字：“在舊軍隊勤務12年8個月。這期間有10年作爲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在中國的天津、北平、山西省的臨汾、運城、舊滿洲的東寧等憲兵隊勤務，參加了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行爲不容辯解，真誠地道歉。”這段文字對自我履歷陳述清晰，雖無細節，可其概念、態度確鑿無疑：自己參加的，就是“侵略”戰爭，而不是日本教科書中說的“進入”……所以道歉，真誠地道歉。
野田正彰跟蹤研究其女倉橋綾子的心路歷程超過10年時間。在父親去世後，每當有閒暇，父親留下的那張滿是皺褶的小紙片在她心裏就顯得愈發沉重。退職後，她一點點回憶父親一生中的言談舉止，一位位拜訪戰時父親的故交、親人。拜訪伯父時，倉橋綾子發現，同樣的小紙片父親臨終前也給了自己的兄弟一份。不在家族墓地上刻下父親遺願的決定，是伯父與她哥哥共同做出的。
父親去世4年後，倉橋綾子將未能履行父親遺願所引發的一系列心理騷動，寫成了帶有紀實色彩的小說《小李》，公開發表；父親去世8年後，倉橋綾子再次發表了紀實色彩濃郁的作品《悲傷的河》，開篇即以父親臨終囑託寫起；父親去世10年後，倉橋綾子的哥哥因病去世。他的兒子即倉橋綾子的侄子向姑姑承諾，將實現爺爺的遺願——將那段認錯、道歉的文字——補刻到家族墓地的石碑上去。
這個長達10餘年的委婉心路個案罕見而珍貴。作爲後輩，在整個國家都否定曾經發生過的侵略戰爭時，獨自詢問自己的父輩是否參加過不義之戰並非易事。作爲子女，倉橋綾子最開始沒有力量去傾聽。在作爲慈父的父親與作爲侵略軍的父親等多重矛盾的糾纏中，她一直寢食難安。可最終，她理解了父親——這個過程是在逐步探尋、探究、探索中完成的，它同時也是一個後世代個體逐步獲取歷史力量的過程。倉橋綾子的父親在他的國家不想對侵略戰爭謝罪時，作爲一個人謝了罪，他用謝罪爲自己71年的人生畫上句號。
2000年，該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簡體版，後來又由崑崙出版社再版，而2000年那一版只印了5000冊。本書日文原版，1998年由日本巖波書店出版，第一年即重印7次。先入爲主，我總覺得，這次重印將書名《戰爭罪責》變更爲《戰爭與罪責》有點彆扭。在我看來，“戰爭罪責”這4個字在作者野田正彰的闡述中，已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固定詞組”：它是對“戰後”當事人乃至後世代一系列社會心理問題的一種總括性指代。它是一個民族不斷成熟的一項必須有人肯做、會做的心理工程。 (文黃集偉)
(《戰爭與罪責》 ［日］野田正彰著，朱春立譯，崑崙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2006年再版，定價：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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