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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教輔讀物的屢查不絕，不僅僅是盜版者在暴利誘惑之下的瘋狂。在其背後，還有一些教育界從業人員因爲利益驅動對“盜版”的迎合和幫助。在此前提下，單一的執法人員的打擊已經顯得力不從心。
“從全國盜版教輔流通的鏈條而言，蘭州不僅是個中轉站，也是受害者。”
9月11日晚，蘭州市文化稽查隊接到線索稱：一批盜版教輔將通過蘭州某貨運市場流入省內部分市、州，接貨人不明。爲防止盜版教輔流入市場，稽查人員火速出擊，趁着夜色成功將這批盜版教輔攔截。
“這算是近年來查獲的較大的盜版教輔案件！”蘭州市文化稽查隊工作人員鄒巖軍說。即使在普通人看來，3萬餘冊、碼洋價值高達100多萬的盜版教輔也足以“震撼神經”。
類似的震撼不在少數。1999年至今，蘭州市文化稽查隊查繳的各類非法出版物達1000餘萬冊(張/盤)，其中各類非法盜版書刊及教輔材料640多萬冊。讓鄒巖軍記憶猶新的，無疑是那些震撼人心的大案、要案。
2005年8月，蘭州市文化稽查隊成功搗毀了薛某設在蘭州市城關區某民宅內的盜版教輔藏匿窩點，查繳各類盜版教輔47個品種，4萬餘冊，涉案碼洋達28萬餘元。2006年1月12日，蘭州市城關區人民法院一審以薛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罰金2000元。薛不服，提出上訴。同年3月17日，城關區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這是我省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的首例經營盜版教輔圖書案。
“這些案件當時在全國都有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對不法分子起到了震懾作用，但在如此的高壓嚴打下，盜版教輔並沒有絕跡，而是採取了更爲隱蔽的手段。”鄒巖軍的同事杜曉騫說。
“蘭州地處西北交通樞紐中心，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大小小的貨運市場成了盜版教輔乃至其他盜版物的傾銷、集散地。”鄒巖軍稱，近年來，蘭州的盜版教輔絕大部分來自省外，其流通主要靠貨運渠道，但現實的情況是，整個貨運渠道對於盜版物的監管幾乎空白。
東崗某貨運市場一家貨運部的老闆告訴記者，目前，國內貨運市場在託運中普遍採取配貨的方式，即多個貨運部根據自己的業務單，按地區將貨物集中，然後由一家貨運部負責運送。一般情況下，託運者將貨物按協議委託給貨運部，終端託運部在交貨時負責從收貨人處收取貨款及運費，然後將貨款返還給發貨人。
“沒有誰規定貨運部不能託運圖書，我們搞不清楚哪些圖書是盜版的，貨物幾經週轉，我們甚至不知道發貨人是誰。”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闆直言不諱地揭示了貨運渠道缺失監控的空白點，他說爲了攬單，貨運部不可能去驗客戶的貨，“只要不是毒品就行”。
幾年前，省上有關部門曾發文要求圖書運輸必須由專門的貨運部負責，以便管理，但受利益驅使，在貨運部門的“潛規則”下，這一文件並沒有貫徹下去。
9月18日，鄒巖軍、杜曉騫二人仍在整理“9·11”盜版教輔案件的相關資料，企圖從中搜尋出一點線索。
“如果不接貨，收貨人沒有任何損失，因此，很多時候，狡猾的不法分子聽到風聲後放棄取貨，致使案件調查陷入僵局。”對於“9·11”案，鄒、杜二人不甘心，但也無奈：“調查仍在繼續，貨主一直沒有出現。”
鄒巖軍說：“從全國盜版教輔流通的鏈條而言，蘭州主要是個中轉站，但同時也是受害者。這些年，我們打擊盜版只能採取堵截的方式，而不能從根本上打掉源頭，國內大部分地方貨運渠道的管理都不規範，因此僅靠規範蘭州貨運市場根本無法有效抵制盜版物。”
“盜版教輔背後有一條隱蔽的灰色鏈條，而學生則是這個鏈條上的終端環節。”
無疑，學校和學生是這些盜版教輔讀物的消化者。也許，一句“不知情”的搪塞難以掩飾已經形成的事實，但從另一個側面卻表明許多耐人尋味的東西。
今年4月初，永登縣部分學生家長向甘肅教育出版社反映稱，該出版社出版的《中考集訓》在永登出現了兩個版本的價格，校外的書店一套賣70多元，而學校統一讓學生購買的《中考集訓》的價格是80多元。
“當時一聽這情況，我就懷疑學校賣給學生的教輔可能是盜版，因爲我們出版的《中考集訓》的價格每套是70多元。”甘肅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王光輝說。
蘭州市文化稽查隊聞訊查處，永登縣城關初級中學給初三學生賣出的600多套《中考集訓》全是盜版。而這些盜版教輔竟是永登縣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給該校推薦的。當時參與採訪的媒體記者這樣報道：“盜版教輔的尺寸比正版的小一輪，封面的色彩明顯發暗，字跡不太清楚。”
事發後，永登縣有關部門做出反應，責令學校收回盜版教輔，清退書款，“並對學校負責人進行了通報批評，推薦盜版的教育局工作人員被停職檢查。”而在此後永登縣開展的清查盜版教輔行動中，有關方面又收回了2000餘冊盜版教輔材料。
“如果不是價格上出現問題，這批盜版教輔很可能發現不了。”王光輝說。
“盜版教輔背後有一條隱蔽的灰色鏈條，而學生則是這個鏈條上的終端環節。”鄒巖軍稱，不法分子炮製出盜版教輔材料後，一般會轉賣給中間商，中間商則通過各種手段，將盜版教輔賣到學校，最後裝入學生的書包。
事實上，永登的盜版教輔案並非個例。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嘉峪關、白銀、臨夏等地曾發生過學生使用盜版教輔的事件。
“在整個盜版教輔流程的鏈條上，教育行政部門人員、學校領導甚至老師都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鄒巖軍說，無論之前的流程多複雜，最終都要通過“教育”這個環節“消化”。
採訪中，記者就此話題試圖採訪蘭州市內的幾家學校，但均因話題“敏感”未果。這些學校稱，該校的教輔均由資料室工作人員根據教育部門的要求從正規的新華書店購進，不存在盜版之說。
一位小學老師告訴記者，2005年秋季，該校的一位數學老師曾私自給班上的學生訂購了一種輔導材料，結果被學生家長舉報到教育部門。最後，學校要求那位老師把書全收回，然後把學生的錢退了。
“是不是盜版學校當時沒說，但在這件事上，老師牟利的可能性不大，兩個班的學生不到100人，10多元一本的教輔，總金額才1000多，要說賺錢，他能賺多少？”這位老師說，“如果學校內出現了盜版教輔，我敢說，普通的老師、班主任只是個執行者，牟利的可能性不大，關鍵的問題出到了學校領導乃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身上。因爲，一批盜版教輔往往涉及到幾個班，甚至幾個學校，一般的老師沒有這個能力。”
記者對蘭州市不同區域學生現使用的教輔調查後發現，各學校使用的教輔並不相同。這些教輔所標示的出版單位多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省內的一些正規出版社，從紙張及排版格式等方面來看，似乎也發現不了什麼問題。
“如今，盜版的手段很高，從內容上看，與正版完全一樣，他們使用的紙張甚至比正版還要好，有時，連我們出版社也難辨真僞，只能請印刷廠出面鑑別。”甘肅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王光輝說。
“輔導材料都是學校發的，應該沒什麼問題，即使老師發了盜版書，哪個同學敢站出來說？”學生們的回答如出一轍，但一些學生也懷疑以前用過的一些教輔材料可能是盜版，理由是“這些書的紙張太脆，稍不小心就破了”。
“相對而言，最近幾年來蘭州市的情況稍好一點，而省內很多市、州、縣的學校卻成了盜版教輔的傾銷地。”鄒巖軍說，從他們近年來查獲的案件來看，大多數盜版教輔流向蘭州市外的市、縣，一部分甚至輻射到了青海、寧夏等地。
“巨大的利潤空間，是盜版教輔的灰色鏈條難以斬斷的根本原因。”
2001年，甘肅教育出版社研發了一套名爲《中考通》的教輔，很受學生歡迎。2005年之前，這套教輔每年的發行量一直保持在8萬份以上，但2005年春節開學後，盜版的《中考通》就悄然入市，當年正版的銷量一下子銳減到2萬多份，至今難創新高。
“從起初的研發開始，我們的投入就沒有停止，研發費用、作者的稿費、版稅、印刷及發行費用等，而盜版者則是‘拿來主義’，只有印刷和流通的成本，如果他們再把書價標得低一點，我們正版教輔的銷售一下子就陷入困境。”王光輝說。
對此，蘭大出版社副社長駱小豐深有同感。他說：“不法分子瞄得很緊，什麼東西暢銷，他就盜版什麼。有時，我們的教輔剛發行，盜版的就出來了，甚至後期的發行比正版的還要快，面還要廣。”
“由於盜版教輔橫行，保守來說，我們每年的損失在五六十萬元，而對出版社的品牌建設而言，損失無法以經濟方式估量。”王光輝稱，這些年來，省內出版行業時刻地遭受着盜版的困擾。
“教輔面對的是巨大的學生市場，銷路比較暢通，這是盜版教輔瘋狂的一個主要原因，盜版教輔的量能佔到整個盜版圖書市場的90%以上。”駱小豐語出驚人。
“巨大的利潤空間，是盜版教輔的灰色鏈條難以斬斷的根本原因。”鄒巖軍感嘆說。鄒稱，根據他們掌握，盜版者給中間商的價格一般是盜版教輔標價的25%左右，而中間商賣到學校的價格一般是標價的60%左右，而盜版教輔到了學生的身上則是100%全價。以“9·11”案爲例，碼洋100萬元的盜版教輔若完全流入市場，除盜版者獲取一部分利潤外，中間商能牟利35萬元左右，鏈條中的校方個人牟利可達40萬元左右。
在中間環節上，銷售圖書的代理商也成了盜版的犧牲品。這一點，無論是國有新華書店也好，還是民營的圖書代理公司也好，都感到“苦不堪言”。
據瞭解，現今，國內正規出版社多沿用圖書“寄銷”方式。即將圖書委託到新華書店，讓其代銷，然後根據銷售情況，返還利潤。教材、教輔是新華書店最“可口”的“蛋糕”，而盜版的瘋狂“搶食”，給新華書店的正常經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劍橋少兒英語》是近年來國內比較流行的一種英語教材，提及盜版，其官方指定的甘、寧、青獨家總代理——甘肅閱林圖書發行公司經理樊永濤有一肚子的苦水。
“盜版幾乎無孔不入，僅拿蘭州來說，使用者當中，有一半的學生在使用盜版的《劍橋少兒英語》。”樊永濤稱，近年來，爲了抵制盜版，《劍橋少兒英語》教材配備了正版檢驗卡，另外還附贈了5000元的少兒意外傷害險，但由於正版與盜版的價格相差懸殊，很多的學校在公然使用盜版。而這些10多元一套的盜版教材，賣給學生的時候就變成了88元，這是《劍橋少兒英語》正版的市場價格。
“現今，盜版者採用的手段也比較先進，最大的缺點就是字跡不太清晰，對於學生來說，花了一樣的錢卻拿不到正版的教輔，這是對他們利益的最大損害。”樊永濤擔憂地說。
“僅靠文化稽查一個只有20多人的部門去監管整個蘭州市場的盜版行爲，這顯然很難。”王光輝認爲，盜版教輔的終端市場在學校，教輔腐敗日益成爲校園腐敗的焦點，在盜版鏈條中，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學校負責人乃至老師都起着很關鍵的作用，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此應該有一個比較明確、有力的制度對此進行約束，切斷終端入口，其鏈條也就自然瓦解。
“但現實的情況卻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處理此類事件上，處理力度偏輕，從而在實際上縱容了盜版教輔的流通。”王光輝對此表示擔憂。
“追究盜版猖獗的根源，把板子完全打到誰的身上都似乎不太妥當。”駱小豐說，除了教育主管部門、學校、盜版者、經營者之外，政府部門、使用盜版的學生、家長也是有責任的。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蘭州市文化稽查隊隊長孟英奇指出，時下，由於盜版教輔的價格優勢，普通市民並不認爲購買和使用盜版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此，加大反盜版的宣傳力度，提高全民的版權意識是當務之急，“這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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