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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的回暖，凝結着許多人的心血與努力，在此過程中王毅站在前沿陣地。他的繼任者將繼續推動回暖進程，把中日關係推上更成熟、更穩定的軌道——這個任務並不比以前輕鬆
★文/陳君
9月21日下午，日本東京成田機場，王毅登上飛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國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踏上東瀛土地，面對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來出現的“嚴重政治障礙”。
“恪盡職守，報國爲民，開拓進取，不辱使命。”他立下軍令狀。
“當時，中日關係確實是低迷，使館壓力很大，王大使是臨危受命。”中國駐日本使館武官徐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3年過去，面對“融冰”之後的中日關係，王毅及他率領的中國駐日本使館官員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王毅先生和中國駐日使館官員，爲改善中日關係做出努力，他們的成功是在中日關係發展大趨勢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委員、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這幾年，中日關係經歷曲折，王先生個人出色表現的背後，凸顯的是中日關係必須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歷史趨勢。客觀講，中日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受國內國際政治氣候影響，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兩國關係向前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強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離任招待會上，王毅動情地回憶了他的大使生涯，“說來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揹負着國家與人民的囑託來到日本工作。當時，中日關係正處在一個嚴峻的局面。但我始終相信，中日兩國和平共處是時代的潮流，兩國人民友好相處是時代的潮流，兩國加強互利合作是時代的潮流。任何背離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離這一潮流的勢力都是不可能長久的……”
參加這次招待會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本刊，王毅在演講時難掩激動，幾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臨破解中日關係僵局的迫切任務。日本媒體對他的到來給予大篇幅的報道，對他寄予厚望。“據我瞭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財界，還有知識階層，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館當過5年參贊，建立了很多社會關係，知名度頗高。中國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盡快打開局面。中國不願日中關係繼續惡化。”小島朋之教授說。
當年年底發生的“李登輝訪日事件”，讓中日關係更爲惡化。王毅面臨他上任後的第一個考驗。
因爲日本給李登輝發放簽證，王毅約見外務省官員，措辭強硬地進行交涉：“日本政府爲分裂中國的急先鋒開綠燈，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將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領教了“溫和”王毅強硬的一面。
而“強硬”絕不是王毅的初衷。剛到日本時，他就發出積極信號，表示要與日本各界廣泛接觸，增進相互瞭解，廣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時代，這談何容易。談起3年前的情形，小島朋之頗多感嘆，“小泉執政時期，日本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激烈，對中國不友好的論調甚囂塵上。王毅的作用很難立竿見影。”
“以民促官”爲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衆給王毅貼的標籤。王毅知曉日本情況，熟悉日本禮節，善於與媒體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風度翩翩，日本各界對他均懷有好感。
爲了給中日關係的改善製造氣氛，王毅憑藉自己的人氣，帶領中國駐日本使館的員工們展開“公關”活動。
推動中國文化年活動舉辦，向普通公衆開放使館，幫助中國藝術家搞演出、開畫展，邀請左鄰右舍到使館享用中國大餐……在王毅看來，“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別注重民間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歡看高倉健主演的《千里走單騎》，大力宣傳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還要我們向‘韓流’學習，要在日本掀起‘華流’。”中國駐日本使館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本刊。
2006年6月，在東京澀谷區最時尚的表參道山莊現代大樓裏，王毅參加“涼裝運動”，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裝“走秀”，十分搶眼。
王毅的語言天賦也爲他的公關活動加分。“日語是魔鬼語言。”一位美國官員曾如此調侃。有人認爲，日本政治家說話非常含蓄，只通過翻譯，而不能用日語直接交流的話，很難把握他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
而這對王毅不是問題。聽過王毅演講和交談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語，不只是會說，而是表達得非常好。
據中國駐日本使館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紹，在上任初期，王毅幾乎每週都安排有演講，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會見更是安排得非常滿。他廣交朋友，包括政界、財界、學界、藝術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還接受一撥又一撥日本媒體的採訪，“他儘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話、能聽懂的道理，來解釋中國的對日政策。”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說：“公關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該具備的素質。公關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了解受衆，並能在同一語境下展開交流，這很關鍵。王毅大使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
從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體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機在2006年9月底出現了——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島朋之告訴本刊：“王毅和安倍的個人關係不錯，安倍上臺對王毅和日中關係而言，都是個機會。”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參加了“東京-北京論壇”。在這個人稱“第三外交”的平臺上，王毅與安倍進行了對話。“當時，安倍當首相的呼聲最高，王毅主動和他握手，傳達信息：只要放棄參拜，中日關係有可能轉好。”小島朋之說。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僅12天的安倍晉三來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認爲“21世紀初中日關係謀求轉圜的重要標誌”。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歲，出生在北京。作爲“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王毅於1982年2月從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畢業，獲亞非語系文學學士學位。考進二外之前，他在東北建設兵團當了8年兵團戰士。
喜讀書、擅書法、愛寫作，文筆很好、關注時政，是師友對他的印象。
畢業後，王毅進入外交部亞洲司，一路高升，幾乎經歷的每個職位都創下“外交部該職位最年輕紀錄”。2001年，48歲的他成爲外交部史上最年輕的副部長。從科員到副部長，王毅用了19年時間。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讀在職碩士研究生，獲世界經濟專業經濟學碩士學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師對他印象依然深刻，“我們當時叫他王司長(亞洲司司長)。他學習很認真，很順利地畢業了。”
之後，王毅到外交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啓朋是他的導師。“他當部長助理的時候在外交學院讀博，論文研究方向是當代國際關係。課程早就修完了，但由於工作原因，他還沒有完成答辯。”周啓朋說。
資料顯示，胡耀邦1983年首訪日本時，他的演講稿是王毅草擬的——那時，王毅是外交部級別最低的工作人員。據說，王毅交稿後，胡耀邦只改了兩處。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體聚光燈下的是六方會談。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作爲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毅努力聚攏各方“談起來，談下去，談出結果，談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贏得各方稱讚，由此走進公衆的視線。
2004年7月，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毅在出訪時被免職，引起了各方的猜測。傳言說他要出使加拿大，兩個月後官方纔證實他被派到日本當大使。
在王毅離任前一天晚上，中國駐日本使館網站在首頁貼出了一封信，題爲“王毅大使致厚生勞動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謝信”。這封信寫於9月19日，或許是王毅作爲大使寫的最後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最近，我館一位館員家屬突患重病，被緊急送到日本當地醫院。雖然醫院全力進行搶救，但病人情況仍然相當嚴峻，危及生命安全。我爲此不得不給你打電話，你立即與醫院取得了聯繫……你公務十分繁忙，卻對一位普通的外國患者關心備至，不僅體現了你以人爲本、關愛生命的政治理念，也體現了你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這封信，體現出王毅工作的細膩。在這方面，中國駐日本使館武官徐京明感觸頗深。“他做工作非常細緻，很關心館員。而在維護華人華僑權益、幫助留學生解決實際困難方面，他也總是親歷親爲。”
徐京明回憶說，王毅剛到日本時，就通過媒體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國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組織各方力量全力營救。當時，不少日本媒體都報道了這個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他常要求我們爲同胞‘大辦好事、多辦實事、快辦急事、妥辦難事’，除了爲同胞排憂解難以外，也向日本民衆展示中國政府的責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這句笑談讓他的同事們記憶猶新。
後來者任重道遠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訪日本，這是中國總理7年來首次訪日。52個小時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強烈關注。從東京、大阪到京都，從在日本國會演講、晨練、訪問農戶，到和日本大學生切磋棒球球術，王毅始終微笑着陪伴在溫家寶左右。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畫面：大使給總理做翻譯，幫總理和百姓輕鬆聊天。其實，這一點兒也不輕鬆。”中國駐日本使館一位官員對本刊說。
溫家寶成功訪日，爲王毅駐日大使的生涯畫上了精彩的一筆。“之後，國防部長曹剛川、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到訪日本，直到卸任前幾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館辦公室官員坦言，“同兩三年前相比，中日關係的確得到改善，我們可以鬆口氣了。”
對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興”，他在離任招待會上宣告：“中日關係終於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進入了全面改善、發展的新階段。”
“我們肯定王毅個人的促進作用，但更應該看到國家關係的改變是兩國大勢決定的。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委員、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說。
而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所長金熙德認爲，中日關係總體潮流的轉變不是一時的，王毅的繼任者要繼續推動“回暖”進程，把中日關係帶上更成熟更穩定的軌道。“任務並不比以前輕鬆。”金熙德說。
9月25日，日本自民黨元老、“知華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來邦交正常化35週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後，“今後兩國關係可能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甚至摩擦，但是，我對中日關係的前景始終是樂觀的。”這是王毅的臨別贈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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