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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58歲生日的時候，記者採訪了幾位共和國的同齡人。透過他們個人的生活變遷，可以看到共和國成長的足跡。
無論是基層的普通農民，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弄潮兒，他們個人的成長經歷都驗證了一個道理：國家命運決定個人命運，國家的前途就是個人的前途。
俺村生活變化太大
山東濟南歷城區金剛纂村農民馬守三對記者說，金剛纂村三面環山，種的都是山嶺薄地。“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小時候全家就一牀被子，15歲以前沒穿過棉鞋，衣服補丁摞補丁。”馬守三說，因爲窮，他只上了三四年學，15歲就開始跟着大人下地掙工分。
改革開放後，土地承包到戶，生活從此改變。上世紀80年代，村裏打了機井，挖了蓄水池，吃水吃飯的問題都解決了。
最近幾年，村裏變化最大：種地不用交公糧，政府還給補貼；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村民家裏都裝上了有線電視、熱水器。
“現在，每天能洗個熱水澡。以前哪正經地洗過澡啊，都是夏天在河溝裏沖沖。現在的生活，真是跟城裏沒啥兩樣了。”說到這裏，馬守三呵呵地笑了。
更讓他感慨的是，農民在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多的發言權。村幹部是村民選出來的，大事小事都要和村民代表開會商量。
比如開山修路的事，由於缺乏資金，全體村民硬是靠義務工修出了一條山路。以前幾十年都沒辦到的事，現在成了現實。
改革開放帶來的機會
山東玉泉集團總裁常金月對記者說，36歲以前，他的經歷與大多數中國人無異。童年時代生活艱難，吃過樹皮樹葉；1968年入伍；1971年復員，被分配到濟南保溫瓶廠當拋光工。
1985年，已當上車間書記的常金月，決定放棄當時的職位到一個街道辦事處當普通辦事員。這個街道辦事處準備利用空閒辦公樓辦飯店，頭腦靈活的常金月獲得了承包經營權。
靠着從銀行貸來的12萬元，常金月辦起了“玉泉酒家”。1990年前後，飯店的年利潤達到200萬元左右。
隨着企業的不斷壯大，權責不明晰造成的矛盾逐漸顯現。“這企業到底是誰的根本說不清，怎麼用人、怎麼用錢都有了矛盾。”常金月說，他決心自立門戶，二次創業。
1992年，我國市場經濟的步伐加快，經商環境進一步寬鬆。常金月建起了濟南市第一家四星級酒店——股份制的玉泉森信大酒店。如今，酒店已成爲面積6萬平方米、資產6億多元的“中國名酒店”。
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常金月說，就是緊跟時代腳步，抓住改革開放、經濟體制轉軌帶來的機會。他認爲，一個更加開放、寬容的社會，會有更多機會在等待他。
法治進程逐年加快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廳級審判員姬生平對記者說，58年前一個冬天，他出生在長清縣一個貧苦的農家。參軍13年後，他的命運在1982年出現了轉變：國家急需充實公檢法隊伍，他與48名部隊幹部一起轉業進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什麼，幸虧有半年的培訓，才救了急。”
姬生平說，同時期的法官大部分是軍隊轉業幹部，有大專學歷的很少。
“看看現在，我們法院本科以上學歷的法官已經佔了70%以上，碩士生、博士生都不稀罕。”
姬生平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的法律意識還很淡薄。記得第一部刑法剛實施時，法官宣判後問被告人：“上訴嗎？”被告人搖搖頭說：“不會上樹。”這些事今天聽起來都成爲笑談，可在法律百廢待興的時候，這種事並不稀奇。
姬生平在刑事審判庭當法官時，審理的都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子。犯罪嫌疑人家屬把請律師辯護看成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律師爲犯罪嫌疑人辯護時，旁聽席上的人經常氣憤地站起來，不能理解爲什麼要爲犯罪嫌疑人說話。
從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頒佈到現在，國家出臺的各種法律有上千部，法治精神進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些年，人們都能主動拿起法律武器維護個人權利了，就連80歲的老太太拿不到子女贍養費，也會把自己的子女送上法庭。”姬生平說。
社會多元化值得慶幸
山東社科聯副主席包心鑑對記者說，他的生活經歷中，有兩個階段對他影響最深刻，一是十年“文革”，二是改革開放。
包心鑑是“老三屆”，“文革”開始時正讀中學。那時到處是標語、口號。“‘全國山河一片紅’，實際上處在相當封閉的狀態，許多人噤若寒蟬，似乎只有一種聲音。”
他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從高度一元化走向政治透明、法制建設。百姓可以通過不同途徑知曉國家大事，參與重大問題的討論。2003年“孫志剛事件”直接推動了中國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一些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律形式對公民參與立法的權利進行保護等。
包心鑑說，中國已進入了多元化時代，經濟成分多元化，社會階層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人們選擇生活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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