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相關部門發佈了幾則“利好”的消息，卻接連引起了一些爭議。其一， 9月18日某權威報告稱，由於“人均國民收入從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其二，某重要科學部門9月24日稱，目前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約爲3500萬人，爲世界第一，“中國已成爲名副其實的科技人力資源大國。”其三，9月25日發佈的《中國發展報告2007》認爲，中國的反貧困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貧困人口已減少到兩千多萬。”
從輿論反應看，這幾個結論難能獲得普遍認可。有人尖銳地指出：有關國民收入的數字“或許只能說明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還在持續加大”，因爲真正達到年收入2010美元的家庭實際是絕對的少數。“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結論，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沒有什麼意義。“科技人力資源世界第一”更引起一些人的嘲笑。衆所周知，中國目前學術腐敗、科研泡沫等非常嚴重，中國許多“科技人才”名不副實，這導致中國在許多行業的核心技術方面都比發達國家落後很多，“中國製造”多而“中國創造”少已是有識者揮之不去的心病，以“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說事，無助於整體科技實力的真正提高。所謂“扶貧成果”的消息，同樣被一些人批評爲只是“數字脫貧”而已。
短短几天時間，權威部門發佈的好消息，接連遭遇如此質疑，的確值得深思。這是不是說明，我們某些部門和研究者對社會的觀察和評價離現實有些遠了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經很好地發展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理論，這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三十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隨着中國與世界的全面接軌，特別是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世界範圍內的理論融合和經濟一體化等進程，國內某些研究者似乎逐漸失去了“立足國情”的耐心、意識或能力，越來越多地依照外來概念和理論體系解釋和評價中國社會，或者是十分“想當然”、如同盲人摸象般地分析各種現實問題，其僵化生硬、不夠貼切現實、不夠多角度的一面正日益顯現出負面作用。某些僵化或過於主觀的社會解讀方式害莫大焉，因其不僅會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住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誤導政府的決策，有時也會影響到國家和政府的形象。三年前，在世界銀行曾舉辦過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國某部門宣稱中國的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2900萬，但世界銀行副行長弗蘭妮立刻在同一場合表示，按照他們綜合各類數據和摺合不同係數，中國的貧困人口只是由1981年的6.34億下降到2.1億。一時間，在場的國際記者譁然。
讚美自己的國家當然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能否客觀、準確、全方位地分析和評價自己，則是體現一個大國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標。幾年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外電採訪時，曾經提出過一個“乘除法”：多麼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多麼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很小。後來，他曾經多次重新提到過這個“算式”，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其實，溫總理提出的“算式”，正是一個認識中國的方法論。人多底子薄，地大物不博，近百多年來更曾受到戰爭、政治運動、自然災害等種種國際和國內因素掣肘，導致中國在經濟發展、基礎建設乃至人口素質、社會治理等方面均與世界發達國家拉開了一定距離―――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
評價中國社會發展不能忽略這樣的特殊現實。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概念和理論體系，可以讓人們產生截然不同的現實理解和未來期盼。這將影響到發展路徑的選擇，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程都有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從當前來看，儘快尋找確立一套適合中國特殊國情、讓大多數人信服的社會分析角度、發展評價標準以及成果衡量係數，已是當務之急。
事實上，作爲後發國家，我們更需要的是，通過客觀的自我評價，培養我們的憂患意識、問題意識，而不應該是虛幻的精神勝利。畢竟，通過符合現實的評價標準，才能真正發現和正視問題，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譬如，溫總理及現任政府常採用“窮人經濟學”、“窮人教育學”等評價標準，並據此推出了免除農業稅、義務教育學雜費全免等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便使農村面貌在近幾年不斷得以改觀。
當前，中國各地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老少邊窮地區差距很大，即便同樣生活在城市，那些白領和農民工之間的生活亦迥然有別。此種背景下，要準確分析社會、理解現實，應該努力完善、創造符合中國社會特點的理論和概念體系，謹防僵化的評價標準將發展引入歧途。▲(作者是河北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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