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歲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嚴俊昌正忙着和其他村民一起修路、清污，改造居住環境，同時商討引進苗木花卉業後，是不是擴大現有的水產養殖規模。
作爲29年前率先簽訂大包乾契約的18位村民之一，他眼下最關心的事已經不再是“包產到戶”“吃飽肚子”，而是如何找到最適合小崗村的致富新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研究中國農村多年的安徽省三農問題專家何開蔭說，上世紀從80年代的“大包乾”“萬元戶”“計劃生育”，到90年代的“農民負擔”“打白條”“農民工”“村民自治”，再到本世紀的“稅費改革”“免除農業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近30年來的涉農“熱詞”發生了很多變化。
這些富有中國特色的詞彙每個都需要寫一篇論文來解釋，何開蔭說，它們總的來說反映了九億中國農民的生活由吃飽穿暖向富裕文明的進步。
小崗村是安徽省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1978年以前，和中國當時許多村莊一樣，這裏的農民常常食不果腹，住着草房，衣難禦寒。
1978年12月，小崗村18位農民以民間傳統的按手印的方式，祕密決定把屬於集體的土地承包到每家農戶——實行“大包乾”。當時這是很有爭議的事情，有人甚至認爲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但“大包乾”調動了農村的積極性，小崗村第一年就大變樣：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上繳國家糧食3200多公斤。到1984年底，中國幾乎所有的生產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乾”成爲這一時期中國農村最“熱”的詞。
何開蔭說，“大包乾”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20多年來，中國糧食總產量增加2000多億公斤，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多倍。
隨着生產力的解放，中國農村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率先致富的“萬元戶”。這個被視爲榜樣的人羣，成爲普通農民羨慕、學習，政府大力表彰的對象。
人口數量的快速膨脹及其隨之而來的諸多問題，促使中國高層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於是，在養兒防老、多子多福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村，“少生快富”等標語貼遍了鄉村小道。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城鄉和地區差距加大，農村的矛盾再次變得尖銳起來。因爲農村道路等公共事業無力開展，一些地方和部門開始逐年加大對農民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農民負擔”問題成爲農村的熱點和難點。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幾乎每年都就減負問題提出要求，但是農民負擔重問題仍然成爲影響農村經濟健康運行和農村穩定的一個頑症。
嚴俊昌回想起當年的情形，禁不住感嘆：“那時候，不僅有企業辦社會，農民其實也在辦社會，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民辦交通費等本應由政府拿錢的事業，都靠農民交費來運轉，負擔能不重嗎？”
渴望掙到更多現錢的農民，開始進入城市打工，農民工隊伍因而不斷龐大。他們在最艱苦的環境幹着城市最髒、最累的活，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極大地推動了城市的發展。“農民工”一詞一時間極爲火暴。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的民主政治悄然推進。在過去一直由上級任命幹部的農村，以直選村幹部、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爲主要內容的“村民自治”逐步擴大試點範圍。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佈，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軌道。
如今，中國60多萬個村委會換屆選舉已進行了4至5次。安徽省知名社會學家王開玉指出，過去一些地方行政命令、簡單粗暴的方式引起農民反感，現在通過村民自治方式，使羣衆真正有了當家做主的感覺，農村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解決起來也容易得多了。
進入21世紀，綜合國力邁上新臺階的中國，爲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開始實行“稅費改革”。2001年，安徽省實施改革一年就減少農民負擔17億元，人均減負31%。
2004年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又宣佈，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5年內取消農業稅。2006年，中國實際只用了3年時間，讓農民徹底告別了延續千年的“皇糧國稅”。
2005年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中共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紮實穩步地加以推進。
曾經擔任過小崗村村委會主任的嚴俊昌，如今有了個新的職務：小崗村事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忙着爲小崗村的住宅改造、環境治理、文化生活、項目引進等決策建議。(記者陳先發蔡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