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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仰佑
祭孔活動年年有，今年的活動卻有點引人矚目，首次由山東省政府與教育部、文化部等省部機關聯合主辦。9月28日的曲阜，名流雲集，高官出席，祭孔大典上由山東代省長宣讀祭文，並由一位副省長宣讀“國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論語》經典”。在一個講究規格的官本位社會，此舉可謂盛況空前。
對此，南大的景凱旋教授置疑：“祭孔活動怎能由政府主持？”理由是，這種公祭活動由政府介入甚至主持，就會讓人產生歧義，似乎是在隱然提倡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具有政教合一的意味。(10月4日中國新聞網)
從表面看，此論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細細想來，又覺得沒有多少道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人民主持祭孔活動，不僅應該，也是從行政角度對這位“國際名人”的一種進一步推崇和認可。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他的思想和學說，對中國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都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孔子懷着救世的精神積極從政，那執着追求的精神，深爲司馬遷敬服，並將其事蹟寫入《孔子世家》中。孔子倡導重實踐、重禮儀的積極人生觀，注重品行修養，強調“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不可以不慎”；他倡導唯物主義哲學，不信鬼，不信神；他創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在爲人處世上，他主張“言忠信，行篤敬”，“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他主張孝順父母，“孝親尊長，君子之本”……孔子以大半生精力所重視的古代文獻的整理，更是對中華民族文化事業的一大貢獻。確實，孔子的道德學問，像高山一樣使人敬仰，像大路一樣導人遵行。
景教授不主張祭孔活動由政府主持，說白了，其潛臺詞就是孔子的道德價值是不足取的。作者認爲，孔子的這種常識道德，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是連地球人都知道的常情，其實就是指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常識道德，作爲一種至理，難道就沒有推崇的價值？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思想裏真的缺少“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人的權利”？其實不然。孔子的“核心價值”中確實缺乏“現代元素”，但如果憑此就說他缺乏“人的權利”觀念，那無疑是偏頗的。先從他的政治思想而言，他以“禮”爲治，達到“仁”的境界。“仁者，愛人。”希望建立一個充滿普遍人性愛的社會，上下有序，一片融和。再從他的教育理念來說，雖然他主張“學而優則仕”，但又主張“有教無類”，將教育普及於貧民，培養了不少出身下層平民的“士”和“君子”。例如“子路，卞之野人；子貢，工之賈人；顏琢鄒，盜也……”(《羣書治要》卷三十六)。至於子張、子貢、季路等人，也都出身貧苦。(見《呂覽》、《荀子》)。這些，無不證明他是很懂得和尊重社會的核心價值的。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就提出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他在《準風月談·關於翻譯(下)》一文中寫道：“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麼一辦……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孔子是聖人，卻不是完人。由於時代侷限性，在他的思想體系中確有一些封建糟粕(如同蘋果上的傷疤)，特別是政治上趨於保守，把上古看作是黃金時代，還有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觀念等，這些都是不合時宜的。但即便如此，絲毫降低不了他的時代價值，絲毫抵消不了他對人類道德文明的卓越貢獻。
其實，無論是拜謁皇帝，還是祭孔活動，都是後人對先人的虔誠和懷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尋根祭祖”活動。就算是在“提倡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只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讓人們繼承和發揚好的道德傳統，這有什麼不好？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古爲今用，推陳出新，這又有什麼不對？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我總以爲倘要論人，最好是顧及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看主流、看本質，這才較爲客觀、公正。要不然，是很容易出現偏差的。對事物的評判也是這樣。在鄙人看來，誰主持祭孔活動，都是一種形式，關鍵要看活動的內容和取向。只要導向正確，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即使“具有政教合一的意味”，又有什麼大礙？稿源：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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