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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5月的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上，這座已經連續15年實現了經濟兩位數增長的城市，將解決民生問題放到了“突出位置”。令人格外關注的是，上海市委在此後數月的力推主導，令全市各級黨政幹部對解決民生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把更多精力用於關心羣衆生產生活，把更多財力投入到解決羣衆‘三最’問題上”——這不單單是要求政府解決羣衆的實際困難，更是要求政府職能由追求經濟增長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
“把羣衆呼聲作爲第一信號，把羣衆需要作爲第一選擇”——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不能避重就輕、不能“閉門造事”，而必須改變工作作風，深入基層一線。
民情通道得到暢通
今年9月19日，市委書記習近平，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市委副書記殷一璀分別帶隊到楊浦、虹口和黃浦區現場接待羣衆，傾聽市民訴求，面對面排解了一批久拖不決的“疑難雜症”。
這樣的場景令人耳目一新，但更令人精神一振的是，“堅持領導幹部下訪，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聽取和了解羣衆訴求，體察羣衆疾苦，幫助解決難點熱點問題，爲羣衆雪中送炭，推動基層基礎工作”成爲了全市黨政幹部的新課題。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上海，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在這樣的特殊時期，領導幹部直接沉到基層，面對面觀察和感受社情民意，不僅能夠融洽與羣衆的關係，而且也是制定民生政策、使之更符合羣衆需求的重要工作方法。事實上，從今年4月份起，“暢通爲民辦實事的民情反映渠道，拓展爲民辦實事的領域，加大爲民辦實事的投入力度，落實爲民辦實事的工作責任”就成爲了指引上海黨政幹部破解民生問題的明確要求。作爲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的浦東新區，探索性地在全區推廣“市民議政會”，要求各街鎮每月舉行一次例會，由市民代表與街鎮主要行政領導圍繞社區熱點面對面溝通；普陀區對下屬街道和職能部門提出了“串百家門，知百家事，曉百家情”的要求，並以此作爲發現工作“盲點”的重要手段；楊浦區則進一步拓展了“一線工作法”的內涵，要求全區300多名處級以上幹部帶領各部門機關幹部，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四下午，到對口聯繫的居委會現場辦公、接待居民，各居委會還要張貼“解難進度表”,載明本月要解決的“急、難、愁”問題，及已經解決的事項。
財政“取予”更加科學化
親眼看看羣衆生活的狀況，親耳聽聽羣衆心裏的話，親手幫羣衆辦一下難辦的事情，就在這繁瑣但卻實在的工作過程中，政府部門原本看不到也想不到的矛盾落進了黨政幹部的眼睛裏，原本畏難的情緒也在百姓的期盼中漸漸消弭。最近6個月以來，上海民生政策和舉措的出臺速度明顯加快，覆蓋的人羣也進一步擴大：大學生醫保、對本市支援外地建設退休(職)回滬定居人員實施幫困補助、爲城鎮重殘無保障人員提供醫保、擴大廉租房受益面，以及8月下旬以來月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金和低保等三條“託底”保障線先後提高……幾乎每10天就有一個新“利好”。在一些公共政策專家看來，大量民生政策的出臺，標誌着政府財政在“取”與“予”上的配比更加科學、更加“貼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在擴大廉租住房制度受益面上所作出的探索。今年7月，浦東新區出資2億元從安置剩餘的配套商品房和中心城區二手房中收購房源，試點擴大實物配租的比例；8月，市政府明確表示，廉租對象的收入認定標準不再與低保線掛鉤，而是根據市民收入變化情況及時進行動態調整。
新政績觀引領新思路
在推進民生政策“落地”的過程中，上海越來越多的幹部體會到了“政績”的本意：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多地體現在改善民生上，不斷提高人民羣衆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滿意度，共建共享和諧社會。
今年4月，閔行區率先出臺了民生指標體系，其中沒有“基尼”係數、城市化率等常用的宏觀指標，卻有大量諸如“入民宅盜竊案發率”、信訪案件辦結率等描述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指標。另一個令人深思的故事發生在寸土寸金的黃浦區，在政府財政的支持下，該區教育系統清退學校周邊小店，實現了“退商還教”。新型的“政績觀”帶來了新型的工作思路。現在，改進工作方式、完善工作程序，不斷深化和完善爲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正逐漸成爲上海解決民生問題的基本思路。9月10日，上海在市政府門戶網站開啓了“徵詢民意平臺”，方便市民對政府制定的規章草案提出意見，對涉及利益衝突或者分歧意見較大的規章，還將舉行立法聽證會……以民爲本、關注民生，浦江兩岸譜寫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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