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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我國在收入分配和工資水平方面的地區和行業差距，有關部門將着手研究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改變目前地區和行業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
近幾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職工工資出現了較大幅度增長。然而，還是有人感覺自己的收入沒能“跑贏大盤”。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於，一些壟斷行業的工資基數和增幅超過一般行業，一些企業的管理層收入增幅高於一般員工，加之副食品等領域存在價格上漲的壓力，“馬大嫂”的實際體會與統計數據也就容易產生偏差。
從這個角度來說，有關部門確實已看到收入分配的癥結所在，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可謂用心良苦。不過，任何對症下藥的良方都必須考慮到可操作性，否則治標不治本，相關舉措被既得利益階層輕易化解，一番好意難免付之東流。
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已經一去不復返，面對數量龐大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有關部門如何約束其職工工資保持“正常增長”？倘若依靠行政舉措單單調節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是否會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如果大幅提高職工最低工資，國企、外企倒是“一視同仁”了，但是受惠面未必很大，何況還要防範增發貨幣帶來的通貨膨脹風險。
即便我們不考慮上述矛盾，僅看如何調節國企收入結構也令人犯難。曾經有人建議，國企管理層、普通職工的工資增幅需保持同步，或者劃定管理層的工資上限。看似藥到病除，但問題在於，工資只佔管理層收入的一部分，名目繁多的獎金乃至灰色收入，纔是其收入畸高的更主要來源，而這都是行政指令鞭長莫及之處。
既然“第一次分配”的收入調節成效存疑，還不如在“第二次分配”階段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體制，而後者也確實具備較大的可操作空間。
比如，個稅起徵點已經提高到1600元，是否可以進一步提高？9級的累進稅率制是否應該調整，超過起徵點一兩千元的中等收入階層扣得再少一些？千呼萬喚的“家庭爲單位計徵個稅”能否更快地納入研究、試點的議事日程？更重要的是，應建立更嚴密的稅收監管體系，改變目前高收入羣體繳稅少、工薪階層反成繳稅主力的不合理現象。
當然，嚴格說來，改革個稅體制也只能算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亡羊補牢之策，根治這一頑症仍然有賴於壟斷的破除、企業運作管理的現代化，只不過解決這些問題非一朝一夕之功。就當下而言，治本兼顧治標，既有取“遠水”的措施，又有解“近火”的方法，老百姓才能更多地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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