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中國人在他鄉真正屬於自己的社區。中國人客居他鄉，總是謙遜地把自己定位在『邊緣』地帶，這不僅僅是因為在異國他鄉生活環境中，對當地的風土人情規范法律等時時感到陌生、尷尬與困惑，無法輕易認同和歸化，更多的是中國人的原鄉情結。 畸形勞資關系約定下的工人與老板 調查中記者發現，這種『白做三年』的勞資模式表現最明顯的是西班牙偏遠的小城鎮及南部、北部的小的海濱城市，在馬德裡和BARCELONA這樣的大城市當中，近幾年凡是讓老板辦出來的工人都是用現金與老板進行交易，人到西班牙就要把全部款項付給老板，大約是13萬至15萬人民幣，據悉目前行情看漲到18萬，之後你去做什麼就與老板無關了。但在那些偏遠的城鎮則不行，你就是拿錢給老板，老板也不會答應，因為在這樣的地方，老板用低廉的工資僱工人很困難。這也是為什麼『白做三年』的勞資模式讓一些小地方的老板樂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而老板在往國外帶人的時候，也往往把目光鎖定在那些風華正茂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身上。因為只有這樣的年輕人的身體狀況纔能適應那種一年365天沒有休息的高強度勞作。
令人感嘆的是那些年輕人也正是憑著年齡上的優勢纔咬牙堅持下來，完成了『從奴隸到將軍』的轉折。只是他們多少年後與記者談起，仍然有一種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覺。
阿燕(化名)來自青田一個偏遠的山村，帶她出國的是她的親姨夫。雖然有這樣近的親屬關系，但也要『公事公辦』，不能講任何情面。因為有母親一方的關系，姨夫一方與自己的父母講好白做三年(當時的行情是白做五年，給阿燕免去二年)，在這三年中阿燕沒有任何一天的休息，也沒有任何零花錢，由姨夫和姨媽負責她的吃住，教會她做跑堂的各種本領。
采訪中阿燕說，因為有了這種太近的親屬關系，她與其他一同辦出來的年輕伙伴相比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姨夫和姨媽很認真地教她學西班牙語，學習生存的本領，做不好真要遭他們的罵，但在勞動強度上，阿燕卻要與伙伴們一視同仁，來不得半點特殊化。
因為中餐館在海邊，阿燕姨夫餐館生意奇好，每天客人絡繹不絕，而海邊的游客吃飯不定時，因此中餐館幾乎是24小時開著，哪怕有一個客人，姨夫也不讓他們休息。到了下班的時間，那些不是老板辦出來的工人可以走，姨夫和阿姨可以頂替他們，但像阿燕這樣的人沒有人來頂替，只有堅持做下去。休息只能是在沒有客人的空隙裡，把椅子排起來躺在上面打個盹，一有客人馬上就要爬起來忙活，就這樣每天要做到凌晨四點種左右離開中餐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但好在是年輕人，晚上睡一覺，第二天體力就又恢復起來。
可能是怕這些年輕人知曉太多外面的事情會壞了自己的『好事』，阿燕姨夫對於這些『特殊身份』的年輕人采取了一種近似於半軍事化的管理。不給他們上街閑逛的機會，所有在外面的事情都是老板一手包攬，包括給家裡寄信、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的采買，就是打電話也是要他們在中餐館裡進行，以便隨時監視這些年輕人的行動。有人想買個手機卡和其它城市的朋友聯系一下，每當這時，阿燕姨夫總是會說，買那個東西乾什麼？很費錢的。
能夠出去散心的時候就是換居留的那一天，但也僅僅是到那裡按一個手印，其它事情根本就不用阿燕他們操心，手印按完馬上回去做工。
采訪中阿燕說，其實他們也沒有出去散心的願望，也根本沒有這個可能。在出國之前就講好的沒有休息天，每天睜開眼睛就忙到天黑，就剩下睡覺的欲望了。
每當有人身體不舒服了，想去看醫生，阿燕姨夫就會這樣說，看什麼醫生，年輕人，睡一覺就好了。阿燕說姨夫真是經驗老道，那時我們這些人也真是年輕力壯，平時得不到休息，一旦好好休息一天後身體馬上就好起來，把打針吃藥的錢都省下來了。
為了能讓這些年輕人為自己多做一段時間的工，阿燕的姨夫不放過任何機會。一個工友家中實在困難，就與老板商量能否每月寄給中國家裡100歐元。老板答應了這個條件，但作為交換他要在這裡多做半年時間，當然這半年時間不是頂替那每個月的100元，欠下的債務是要另外償還的。
在靠近葡萄牙邊境的一個城市裡，四十出頭的青田女人阿媚(化名)和另外十幾個工人在2003年通過辦工作簽證來到一家老板的中餐館做工。該老板在當地頗有些實力，開著四家中餐館，也正是通過這四家店，老板從中國帶出了絡繹不絕的廉價工人。阿媚和另外十幾個工人分布在這四家店中，同樣是講好『白做三年』，既沒工資也沒有小費，但是每個星期有一天的休息。
在這個偏僻的城市，老板店裡的生意非常好。阿媚做的是酒吧，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除了酒吧的工作還要兼做其它事情，每天的活動線路就是在中餐館和工人住家之間。
阿媚對記者說，她之所以這樣，就是想把在中國的兩個孩子申請出來，而自己吃怎樣的苦都無所謂，就當是坐了三年牢。
阿媚的心思老板自然清楚。熬到了將近三年的時候，阿媚已經做好了去BARCELONA做老外工的准備，通過朋友聯系了一家西班牙人的工廠，准備在三年期滿就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但當時正是中餐館最忙的時候，找工人很困難。老板也意識到這一點，於是就對阿媚說，你不是想申請你的孩子嗎，我現在可以幫你這個忙，給你全保起來，把住家借給你，你把紙頭給我吧。阿媚一聽自然大喜過望，趕緊把各種材料交給老板，但付出的回報自然是要繼續為老板白做下去，直到孩子申請出來。
只是阿媚想得太天真了。老板根本就沒有想幫助她的意思，只不過是想通過這種手段白用她一段時間，等度過了這段店裡最忙的時候，自己找工人就很容易了。就這樣，阿媚等待了好幾個月，每次詢問紙頭遞交情況老板都說快了，讓她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阿媚感覺到國內的公證材料快要過期的時候再次追問時，老板纔說還沒有交上去。阿媚一氣之下馬上辭工去了外地，但在餐館裡最需要人手的時候她都已替老板平穩度過去了。
而溫州人阿青(化名)與他人相比則算是情況比較好的。阿青家住在溫州的鄉下，出來的時候是表姐給辦的一切手續，條件也是白做三年。每個星期有休息天，但沒有小費。每月有100元的零花錢，每年表姐負責給阿青的孩子寄到國內一萬人民幣。三年做滿後阿青也並沒有向其他人那樣馬上抬腿走人，繼續在馬德裡為表姐分擔著餐館廚房的一切事務。與記者說起這些，阿青說畢竟是自己的親戚，和有些老板相比表姐算是有人情味的，自己出國的目的達到了就離開，有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嫌疑，實在是有些不好意思。
青田人阿洪(化名)的情況與溫州人阿青相比有些相似。阿洪的表哥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個城市開著兩家中餐館，是表哥的父親把阿洪申請出來的。條件除白做三年外，每個月阿洪可以分得20元的小費作零花錢，有休息天。剛出來的時候阿洪只有19歲，從洗碗工做起，一年後昇到了二廚的位置上。從大山裡走出來的阿洪感到很滿足，因為自己還很年輕，待到有一天熬到了大廚的位置上就可以苦盡甘來，將來自己就有條件開一個小中餐館，向家鄉的親人炫耀一番了。
也許是心誠則靈的緣故。做工快到兩年的時候表哥家先後連著開了兩家百元店，兩個做大廚的表哥都得去親自管理，於是大廚的位置就空了下來，不用說，阿洪自然做上了大廚。做上大廚的阿洪每天神采飛揚，做工更賣力氣了。只是阿洪沒有想到的是，他『昇職』越快，表哥的父親就越高興，因為他們的店裡是太劃算了，不花一分錢就請來了一個大師傅。
真是『白做的人都是相似的，但卻各有各的不同』。
特定歷史環境的作用，讓華人社會形形色色的『白做三年』的勞資模式能夠生存並發展下去，但這種只有我們中國人纔能暗喑此道的事情，在推動華人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為勞資雙方增添了一時無法解決的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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