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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擠進來有人跑出去
穩定、接觸各種資源機會多、消息靈通、受人尊重，在今年工資分配製度調整之後工資也相對較高——如今，能夠成爲一名公務員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但是有人想進入，就會有人想出來——這並不是圍城，而是在經歷了政府部門工作的政策性宏觀性強等特點的錘鍊和學習之後，公務員成爲了不少大集團和機構看重的“獵物”。
看得遠，跳得高，公務員辭職往往都是爲了更理想的職位和薪酬。而他們曾經從事過的領域和人脈，也會變成新職業的發展籌碼，他們崇尚的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價值和成功感。
李盛：辭職因爲工作太穩定
5年前李盛從原單位公安局辭職的時候，是“自謀生路”。曾經做過2年刑警的李盛現在的工作是職業律師，從業時間5年半。
都說律考是第一大考，不少人考白了少年頭憔悴了青春，但是李盛卻考得非常順利。“第一是感興趣，第二就是和我的工作性質有關。”李盛說。李盛1995年參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了基層派出所，後來又到防暴隊，離職前的崗位是刑警。李盛說做警察工作強度很大，一個案子必須連貫做下來。一週只能回三次家，兩夜不能睡覺，從體力上說，這個工作適合年輕人幹，“雖然辛苦，但對剛走上社會的我來說確實是非常有益的，總是接觸各種各樣的人和事情，有的非常棘手，讓人覺得有點不可能完成，工作壓力很大。”
1998年，李盛就考取了律師資格證。2001年，他辭職做了律師。
“凡是從行政機關辭職出來的人，都是爲了尋找更好的前途。”李盛直白地說，“那時我年輕才20多歲，覺得當警察發展空間小，應該出去闖一闖。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條路走的是對的。”
“從前的工作當然對現在做律師有很大的幫助，畢竟都是屬於一個範疇的。比如幫別人打官司時處理問題的反應能力，對人和事情的判斷，都是需要豐富的社會經驗。當過警察的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機警，面對棘手問題能夠快速應對。”
談到兩個職業的區別，李盛說，“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比如體力付出吧，原來的工作體力付出大，經常夜裏出去堵人，現在的工作強度只是原來的零頭，更多的是腦力活動。當然現在有危機感，這是律師這個行業的特點，沒有人管理你，沒有考勤，屬於自由職業，而原來的工作相對穩定一些。”
李盛工作的律師事務所10多名職業律師中，沒有一位是從大學出來就做律師的，全部都是“半路轉行”。“你看我們這裏公、檢、法全齊了。資格最老的是原來市檢察院起訴處的檢察官，現在所裏的副主任。年輕一些的和我一樣，30歲出頭，在原來的單位做的不順心，想謀求更好的發展就出來了。其實大家原來的工作單位也不錯，不是法院就是檢察院、公安局等好單位，不少人都羨慕呢。可就是不幹了，要說大家還是有共通的地方，就是原來工作穩定，太穩定了。你懂我這話的意思吧！”
李盛說，如果你現在能夠想到10年以後自己是什麼樣子，那麼就應該辭職了。他說這也是他和現在的同事當初辭職的最大動力。
“現在好很多，經濟收入等各個方面都行。作爲一個男人，要改善家裏人的生活質量啊，僅僅靠原來1千多元工資絕對不行。”李盛笑着說。
楊全：從政經歷成爲跳槽資本
幾個月前，29歲的楊全還在天津市商務委員會外事處上班。9月份開始，他就坐在了意大利對外貿易委員會ICE政府機構天津辦事處貿易專員的辦公桌前。
副科級，29歲，這些都與當初意大利對外貿易委員會ICE政府機構天津辦事處招聘貿易專員時的條件不符。但楊全在商委工作的經歷、英語學士學位和法律碩士學位，以及他對天津商務投資環境政策的熟悉，抵消了他在年齡和行政職務上的劣勢。“知道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航運公司做業務。”楊全說。
報考公務員完全是因爲父母看他整天忙於請客戶吃飯纔想出來的主意。“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怕我浪費青春，想讓我改變一種生活方式。”
結果，楊全的公務員考試分數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績。
“去面試時，那是2001年，當時商委還叫對外貿易委員會，還要進行心理測試，結果都過了。後來人事處給我打電話說‘你確定要來嗎？我們這裏的待遇可不算高啊！’我說我不缺錢花，我肯定去。”於是楊全被分配到了外企處做科員，第一年每個月工資額是417元，1年後才調到490元，而楊全原來在航運公司每月收入是3000多元。“賺的錢少了，我就不能像從前那樣經常去飯館吃飯了，我不得不把417塊錢算計着去花：買菜，買糧，手機費，水電費，每月經濟都很緊張，這樣的艱苦生活真的讓我體會到了什麼是清修。”
由於工作需要，楊全很快對行政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必須向外商準確解釋行政法規，因爲我代表的是政府。”
“審批工作對法律要求很高，我把涉及的法律都存到電腦裏，海關的、商檢的、國稅的、地稅的、交通部對交通物流的要求等等，還有‘銀保證’對金融行業有何要求等，近幾年中國發展得太快了，我們必須不斷學習。”楊全說。
知識改變命運，這話放在他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越來越多的律師遇到商貿法律問題都會將電話直接打到楊全的手機上。楊全都能一一解答。他說這讓自己很有成就感。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楊全利用業餘時間讀完了南開大學民商法碩士學位。2005年12月，楊全完成了自己的“全方位改造”，被調到了另一個部門——商委外事處。“應該說，在外事處工作的1年多時間裏，對我開拓眼界幫助最大。”楊全說。
爲市領導接見世界500強企業活動組織聯繫，幫助委裏領導作信息分析。“比如說每一個世界500強企業高層領導人來的時候，他們爲了什麼，看中的是哪些資源和稅收政策等。這讓我在更高層次上體現了自己的個人價值，發揮到了意想不到的功能，感覺非常好。”楊全說。
2006年9月，意大利總理普羅迪到天津的訪問促成了意大利對外貿易委員會ICE政府機構天津辦事處。做這個機構的天津貿易專員是楊全對自己人生設計的又一次全新改變。“現在我的職責是促進天津和意大利在投資、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楊全笑笑說，“在機關呆了6年，感覺很漫長，但是讓我成熟了很多，學會了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世界。”
有人問我，原來的職位那麼好爲什麼還要辭職？意大利對外貿易委員會ICE政府機構天津辦事處聘用的條件是35歲以上，有政府機關工作背景，副處級以上幹部，而我能夠得到這個職位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對自己也是一個提高。
楊全的月薪比原來高一倍，工作節奏慢了一倍。他的辦公室是一棟具有意大利風格的歐式建築，坐落在意式風情街的便利位置。
“你看，我要把意大利最好的商品引進天津，珠寶首飾、奶酪、香水、葡萄酒、橄欖油、時裝，這就是我現在的新工作。我又改變了一種生活方式，用新的思維方式體驗一種新的文化。”楊全站在辦公室門口，眼前就是美麗的海河。他說從前在政府工作每天忙忙碌碌，總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是跟着自己興趣做事，希望每一件事都做成精品。
楊全說從個人經歷來講，收穫最大的階段就是做公務員的6年。“包括我對社會認識的完整度、社交圈子、綜合能力等，都有很大幫助。”
“但是要記住，永遠遠離誘惑，多考慮怎樣讓自己增加更多的本領，多接觸實際理念和宏觀的東西，學習從另外一個角度認識世界，這些對於年輕人是最缺少的。”楊全說自己並不是從單位裏第一個辭職的公務員。“我原來的領導就是處級幹部，他去了一家大集團做總經理，現在我們還有聯繫。公務員辭職其實也很正常，考慮是否繼續留下來，或是另謀發展，都是看自己的價值觀吧！”
楊全說，自己並不是單位裏第一個辭職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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