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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白領
幾天前，一則號稱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的2007年全國主要城市白領工資標準成爲人們討論的熱點，在這個標準中，包括各城市物價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現代化等諸多方面因素共分七檔。香港以月入18500元高居榜首，上海月入5350元和北京月入5000元各居榜眼和探花。
該方案一出，立即引起各方爭議，贊同的、批評的一應俱全。隨後，社科院澄清這個標準劃分並非官方公佈。其實，涉及到這類與身份有些瓜葛的收入標準劃分從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今年十七大報告中的一句“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無疑讓關於中等收入的討論更加火熱。
上海浦東大道與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對從安徽來的農民工夫婦正趁着夜色推出了賣小吃的攤位，雖然他們沒有衛生許可證，也沒有營業執照，但是來此點菜吃飯的人卻是不少，因爲價格很便宜，味道也不錯。每天從傍晚六七點出攤，次日兩三點收攤，生意好的時候每晚可有五六百元，孬的時候可有二三百元的營業額，利潤率大約在30%，每個月約有三四千元的收入，除掉房租、伙食等費用，夫婦倆有2000元左右的純收入，雖然在上海這點收入算不上什麼，但是在老家安徽蚌埠，卻已經是中等以上的收入了。
而來此吃飯的，除了一些與攤主同是外來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從附近高檔寫字樓走出來的看起來是衣着光鮮的人。不過仔細瞭解下來，按照社科院的上述標準，很可能那些從寫字樓走出來的人不如這些攤主更稱得上“白領”，因爲安徽蚌埠的白領標準估計不會超過月收入2000元。不過，要實現十七大報告裏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要佔全民多數，無疑，這些農民工和白領都應該成爲和將成爲“中等收入者”。
標準之爭
“什麼是中等收入者，它的標準如何，一直存在爭論，尤其是中國地區發展不均衡，東部省份的中等收入可能到了西部就是高收入，西部的中等收入到了東部就只夠得上低收入標準。”安徽省社科院社會學所顧問、社會結構變遷與分層研究中心主任王開玉一直有這樣的疑惑。
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曾將中國的中等收入者年收入定爲2.5萬元~3萬元，家庭年收入爲7.5萬元~10萬元。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國的標準，此前國家統計局曾經公佈過《首次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調查總報告》，截至2003年6月底，我國城市家庭財產戶均總值22.83萬元，其中有48.5%的被調查家庭財產在15萬元~30萬元之間，倘若以30萬元爲定義中等收入者的標準，我國中等收入者人數大約超過2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8%。
但是，這也存在一個問題，因爲很多家庭的財產是由動產和不動產折成錢計算，並不代表老百姓手頭就有這些錢。而參照國際標準，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時，居民生活的恩格爾係數在50%左右，多數居民就已處在中等收入者行列。按此標準，我國的恩格爾係數是低於這一標準的。
不過，最後還是由國家統計局定調。家庭年收入6萬到20萬元定義爲“中等收入者”，按照我國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個人年收入超過2萬元就可能成爲“中等收入者”。
在上週六，清華大學的一場名爲“十七大後的中國經濟——“2007年第三季度經濟形勢討論會”上，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鄭新立就說：“隨着居民收入的穩步增長，到2020年，我國年收入超過6萬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將達到55%，最終實現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宏偉目標。”
鄭新立還表示，從今年到2020年的14年時間，只要城鄉居民收入保持目前年均增長7%的水平，扣除價格因素，到2020年，家庭年收入6萬元以上的可以達到55%，“其中城鎮家庭可以達到78%，農村家庭可以達到30%，有2%的家庭年收入可以達到20萬元以上”。
未來農民工
“13年後的生活，我們應該要比現在過得好得多吧。”上述擺攤的農民工夫婦如是說，他們掂量了一下自己目前的收入，快接近6萬元的標準了。其實，像他們這樣的來滬農民工，可能還有幾十萬。
“他們就是成爲中等收入者中最重要的一羣，”王開玉這樣告訴記者，“因爲農民工首先是農村中的中等收入者，這在2004年我們就意識到了，我現在還堅持這樣的觀點。”他曾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的主持人，在2005年底出版了一本《中國中等收入者研究》，研究的就是這個問題。
當時，通過對安徽等地的實地調查，王開玉與他的研究夥伴形成了一個重要結論：農民工的收入在農村處於中等水平，構成農村中等收入者的主體。王開玉說：“最初我們以爲會是農村中的養殖大戶、經營能手之類，但調查下來，發現這羣人的比例偏少，還是農民工對農村發展的貢獻大，要知道安徽省就有四分之一的農村人口是農民工。”
上海500多萬的外來農民工中，有將近三成來自安徽。11月6日，上海市人口計生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透露，在對來滬18~36歲青年農民工的抽樣調查(樣本6053例)後得出，62.4%的青年農民工月收入超過1000元，13.0%的青年農民工超過2000元。其中，63.4%的調查對象認爲來滬後家庭收入有所提高。
上海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孫常敏告訴記者：“由於農民工的流動性比較大，做人口普查難度較大，精確的數據意義也不大，經過抽樣調查後的推算，上海有500萬~600萬農民工，而這羣人的平均月收入應該超過1000元。”在他看來，農民工當然的會從農村中的中等收入者成爲全民意義上的中等收入者。
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均衡
勞動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在10月初表示，自2004年以來，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月平均收入呈穩步增加態勢，2006年達到946元，同比增長9.9%。就是說，農民工2006年平均年收入達11352元，相比去年城鎮居民平均年收入11759元只相差407元。
雖然農民工這一個羣體的收入正在節節攀升，在收入的數字層面，彷彿已經容納於他們所在的城市。但是，即便有了中等的收入，也要看獲得這些收入的代價。記者在調查中注意到，農民工做的是與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爲他們的身份是農民，所以在工資、勞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不如城市工人，在城市中他們是處於下層的羣體。
就在今年初，中國社科院發佈《2007農村經濟綠皮書》也得出來與王開玉相同的結論：農民工的生活質量僅相當於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平均月收入爲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56%。構成農民工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包括收入與消費、住房、健康和就醫、勞動時間、社會保障以及權益保護6個方面，共17項指標。根據2006年城市農民工的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農民工的大部分指標基本上都在城鎮居民平均水平一半左右。農民工生活質量指標中得分最低的爲社會保障指數，平均水平只有0.251。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教授黃黎若蓮兩位專家2006年12月發佈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報告，截至2006年底，全國農民工總數約在2.1億人左右。預計未來十年，從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將在1.5億人以上。
也就是說，未來的3.6億人裏，或許在收入上是可以獲得中等的水平，但是在生活質量上卻可能走在城市的邊緣。在這疑似白領的身份背後，如何讓更多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如何讓收入和生活質量保持一個均衡，一如鄭新立所言，“是眼下需要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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