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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評論員 笑蜀 記者節是記者的權利日。正因爲如此，3天前即11月5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特意發佈通知，重申新聞採編人員合法採訪的權利。通知列舉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包括粗暴干涉記者的正常採訪活動，甚至毆打記者、毀壞採訪器材等惡性事件。通知強調：新聞採訪活動是保證公衆知情權、實現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途徑，有關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爲新聞機構合法的新聞採訪活動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從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這個維權文件中，不難窺見中國記者執業環境之嚴峻。其實，關於記者執業環境之嚴峻，或者說關於記者權利之缺失、記者尊嚴之缺失，早就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當然令人悲哀。但同時我們又必須承認，這種現狀，並不會因爲它的不合理，也不會因爲公衆的憤怒，而在朝夕之間改變。歷史的惰性是頑強的，現狀的改變只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因此不得不與這樣的現狀共存，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不接受。 這也就是說，作爲記者，我們註定了還要餐風沐雨，我們註定了還要歷經苦難，我們註定了還要飽受熬煎。 與近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的發育相伴生的，是新銳媒體的崛起，是公共輿論的突飛猛進。公共輿論改變了很多，公共輿論還可能改變很多，比如孫志剛事件，SARS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以及仍在僵持中的聶樹斌事件。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公共輿論的滑鐵盧其實更多更多，公共輿論不能改變的其實更多更多。我們生活中的邪惡彷彿多頭怪，砍掉多少長多少，循環往復，似乎永無休止。 那種凱歌行進的浪漫歲月，於是與我們無緣。猶如填海，我們每填進去一座山，洶涌的海浪就會吞噬一座山；猶如地平線，我們每靠近一步，它就遠離一步。我們投入的彷彿是一次沒有盡頭的競跑、沒有結局的搏鬥。 這的確令人沮喪，令人意氣消沉。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放棄。我們與我們生活中的邪惡的對抗，從根本上說，就彷彿是人類與疾病的對抗。人類永遠不可能根除疾病，每戰勝一種頑疾，新的頑疾難免產生。人類與疾病的戰爭是一出沒有尾聲的連續劇，貫穿人類的全部歷史。但人類絕不會稍有懈怠。因爲任何懈怠，都會導致疾病的大舉進軍乃至人類的沒頂之災。同樣，邪惡和我們對於邪惡的抵抗，也一直是此消彼長。 是的，我們都是常人，任何個體的力量，都決無可能改變歷史的進程。世界未必會因爲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努力，而變得更好。但是如果沒有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努力，世界卻肯定只會變得更壞。因爲我們，世界沒有變得更壞，這就是我們的價值、我們的意義。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公共輿論，難道孫志剛的冤魂能討回公道？難道不會有前仆後繼的孫志剛？如果沒有公共輿論，難道會有重慶“釘子戶”的勝利和拆遷制度的變革？如果沒有公共輿論，還會有誰在意崔英傑不屈的吶喊？還會有誰在乎聶樹斌不瞑的眼睛？誠然，我們取得的只是有限的成就，但既然我們都是常人，原本就不應對自己抱有過高的指望，能取得如此成就已屬不俗，已足以奠定我們的自信，支撐我們繼續堅守。 希望與失望兼得，光榮與悲憤並行，驕傲與羞慚同在，這就是作爲中國記者的宿命。我們註定了沒有坦途，而只能在兩極之間跌宕。在這樣的宿命中堅守，在這樣的宿命中經受熬煎，不僅需要激情，更需要堅忍。如果說激情來自良知，那麼堅忍則來自信仰，即對於自己職業理想的信仰，即對於真相和正義的信仰。惟其如此，記者節不僅應該是記者的權利日，更應該是記者的信仰日。我們不僅應該在記者節重申記者權利，呼籲法制對於記者權利的切實保障；更應該反求諸己，捫心自問是否已經重建信仰。只是因爲信仰，我們纔會具備強大的抗打擊力，始終以持平之心，應對外部風雲的莫測變幻；只是因爲信仰，我們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位置，做自己本分的事情，猶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因爲熱愛，而把沒有盡頭的苦役變成了詩意的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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