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後幾十年裡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陝北時還出任昆侖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乾什麼?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麼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只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志。『銀橋同志,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麼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麼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裡!』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纔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後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邊拍後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裡小聲說。
這時我纔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志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裡。由於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面,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面,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乾什麼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只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麼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伙兒,師哲和主席一伙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對師哲說:『我們要加把勁,還要注意有人搗鬼。』『對,我們要立規矩,不能玩賴,否則不算。』師哲明確提出問題。
葉子龍和汪東興也迎合著說:『對,大家都要守規矩。』
第二把開始了。我站在主席身邊,發現他抓牌時一下子抓了兩張,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煙灰送回去,而且連續兩次。這樣主席的『實力』就大多了。這一圈他和師哲遙遙領先,並扳回了敗局。葉子龍產生了懷疑,也提醒對家:『東興,我們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應提高警惕!』主席高聲喊道。我心裡明白,憋不住笑了。
葉子龍大聲說:『主席肯定搞鬼了。』『你們纔搞鬼了,你說我搞鬼拿根據來!』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驥可證明。』葉子龍強硬地回答。『李家驥只能證明你們搞鬼,對吧?』主席堅決回擊,邊說邊會意地朝我點頭。
我心裡明白,在這種場合我只能『裝傻』。『都沒搗鬼!』我高聲說。
在場的人都笑了。葉子龍曾多次對我們講:主席工作太累,能想辦法讓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會兒,是我們工作責任,也能顯示我們的工作水平。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問起東北方面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喬木說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評負責收發文件的葉子龍:『為什麼不及時送給我看?』而葉子龍卻對此無印象,說『大概還沒來吧』。胡、葉說法不一,主席讓葉子龍去找。
葉子龍馬上翻箱倒櫃地找,結果真的從文件堆找到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後,都在第一頁上畫一個勾,表示已閱。所以葉子龍不強調材料收到與否(材料找到了)而強調『這份電文您確實看過。』主席更不高興,仍堅持說:『我根本就沒看過!』因為電文上只有多個勾,並分不出哪個勾是哪位領導人畫的。
結果各執一端,雙方僵住了。這時喬木說:『看來畫勾這種方法有缺欠,很多領導看了都畫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誰畫的了。這個責任也不全在子龍身上,光憑腦子記不行。』『好吧,子龍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以後領導怎麼履行閱文手續,要簡便,省時間,又能避免以前的問題。』主席也平靜下來,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提出要求。
葉子龍冷靜思考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根據這次教訓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方案:根據文件的閱讀范圍,打上應閱文的領導者名字,凡閱過文件的領導人在自己名字上畫個圈,這樣領導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這個手續領導者也不費事。這個方式很受領導者歡迎,逐漸成為一個制度。
『買表事件』的風波
1954年初,主席帶著我們在杭州研究起草憲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對汪東興、葉子龍說:『過去我們繳了國民黨一批手表,存在庫裡,總放在那裡也沒意義,我們准備處理了。你們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很需要掌握時間,但有些同志還沒有表,我想處理給你們一部分,請你們統計一下。』
葉子龍征求我的意見時,我也登了記。幾天後,除葉子龍等少數人沒買,大部分工作人員一人買了一塊處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塊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錢。
對這件事,當時我們以為很正常,沒覺得有什麼問題。雖然帶有『優先』的因素,畢竟大家都花錢了。沒想到主席對這件很不滿意,批評了汪東興、葉子龍。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發現我手腕上有表,便問我:『家驥在哪個商店買的手表?』『不是在商店買的。』我回答說。『從哪兒買的呢?』主席有點奇怪地又問。我只好照實匯報。
第二天,主席把汪東興叫去批評道:『你們跟我到杭州,為什麼不考慮影響?當地處理東西為什麼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後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接著主席又叫葉子龍,問道:『這次買表,你也買了嗎?』
『我有表,沒買。』葉子龍如實回答。『這就對了。但你們是負一定責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響,還應使大家都做好。』
這件事給汪東興、葉子龍和我們敲了警鍾,大家都比較自覺地注意這類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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