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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消防局近日發出通知，在全國消防部隊實施《公安消防部隊四個嚴禁》，其中要求“嚴禁在部隊工程建設、物資採購和財物分配中收受賄賂”，並首次明確收受賄賂包括“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提供性服務等非物質性利益”。
在公安部消防局下發的這“四個嚴禁”中，關於收受賄賂的內容只是其中之一；在有關內容解釋列舉的收受賄賂的九種情況中，獲得非物質性利益只是其中之一；而在獲得非物質性利益的多種情況中，接受對方或第三方提供的性服務又只是其中之一。可見，嚴禁性賄賂在“四個嚴禁”中原本並非多麼突出的內容，然而，許多媒體和網站在報道、轉載“四個嚴禁”的新聞時，都不約而同地將新聞點做在“性賄賂”上。儘管這是公安部消防局首次提出嚴禁“性賄賂”，“首次”也可以是引人注目的原因，但“四個嚴禁”首次提出要嚴禁的並非“性賄賂”一項，看來“性賄賂”之所以成爲新聞點，主要還是因爲它本身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不過，我們說“性賄賂”話題在社會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媒體、網站紛紛將報道和解讀“四個嚴禁”的重點放在“性賄賂”上，並非是說社會上關注這一話題的人們都俗鄙不堪，也不是說聚焦這一話題的媒體、網站都是在小題大做或競相媚俗。客觀地講，“性賄賂”之所以成爲一個公衆矚目的熱點話題，並非因爲“性”之敏感以及賄賂之隱祕特徵，而是因爲權色交易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有了越來越具體而廣泛的表現，或者說，是社會上一些人包括公職人員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包養情婦、嫖娼等各種權色交易現象的大量存在，決定了公衆對“性賄賂”行爲的意識，並促進了公衆對這一行爲的研究和認知。在此背景下，公安部消防局的“四個嚴禁”首次明確嚴禁“性賄賂”，公衆和媒體對此話題倍加關切，都有着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積極的價值。
近年來一直有學者和部分人大代表提出建議，要求在刑法中加入“性賄賂罪”條款，爲打擊權色交易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這個建議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反對者認爲，人們一般所稱的“性賄賂”分爲兩種情況，第一種是行賄人僱用他人爲職權者提供性服務，第二種是行賄人自己爲職權者提供性服務。在第一種情況中，由於行賄人向被僱傭者直接支付了費用，這些費用可以視爲直接向職權者進行的物質賄賂，因此，勿需修改刑法，依據刑法現有的條款，就可以對行賄人判處行賄罪，對職權者判處受賄罪。
真正難辦的是第二種情況(人們爭論最激烈的也是這種情況)，行賄人雖然向職權者“獻身”，但並未直接進行物質賄賂，而且兩者的關係中往往會攙雜一些複雜微妙的感情因素，予以道德譴責和黨紀政紀處分就夠了，如果用法律手段予以懲處，舉證、定罪和量刑都存有困難。這樣，儘管要求“性賄賂入罪”的呼聲很高，呼籲者卻至今未能如願。
“性賄賂”尚未入罪，打擊“性賄賂”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那麼，公安部消防局的“四個嚴禁”作爲一個行政規定，對於性賄賂的認定就不能算是最終的法律認定。按照“四個嚴禁”的規定，一名公安消防人員被認爲接受了“性賄賂”，“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其最終能否被處以受賄罪，還得由司法機關根據現有法律裁定。在有法可依之前，打擊“性賄賂”只要有章可循，未嘗不是一個既尊重了現有法律，又保證了一定打擊力度的折中安排。而且，如果有更多的部門也像公安部消防局那樣，積極探索以行政手段打擊各種權色交易行爲，說不定有助於立法機關豐富對賄賂的認識(比如將接受非物質性利益認定爲受賄)，最終能夠推動“性賄賂”入罪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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