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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宜萬鐵路湖北巴東段發生巖崩，造成至少31人被埋。23日，搜救人員在碎石下發現一客車，而生命探測儀未發現生命跡象。(11月25日《南方都市報》)
據悉，30多名失蹤者家屬羣聚在警戒線外，質問爲何暫停救援，指揮部指揮長張新洲說：“專家已用生命探測儀探測，排除了有幸存者的可能。”失蹤人員家屬黃燕則與張新洲打賭：“人要是在裏面還活着怎麼辦？”張新洲無語。由於家屬質疑，搜救工作重啓。
這一幕似曾相識，似乎也曾經發生在幾個月前的北京某煤礦，儘管政府相關部門的搶救宣告結束，但“死者”家屬不放棄，而被埋民工自己更是在井下靠喝尿存活，並用雙手把自己“挖”了出來，創造了生命奇蹟。
兩起重大安全事件，均出現政府施救方認定搶救無效，而家屬並不認同甚至激烈反對的場景，確實值得我們深思。作爲普通讀者，我們雖在現場之外，卻和失蹤者家屬一樣，已將命運同悲的情緒共振放置於同一時空，期盼看到哪怕有一個生者的結果，這種期盼構成了對政府救援的全力督促，讓“窮盡一切手段救人”成爲事故之後的責任主題，而不僅僅限於生命探測儀探測之類的技術探究。
突發事故之後的政府救援與民衆等待，往往構成了考驗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標尺。由於至今爲止，政府無法準確調查出被埋客車上究竟有多少乘客，那麼數據偏差就意味着31具遺體之外的生還者可能。雖然在生命探測儀的可測範圍內，生命信號已經消失，也未必代表整個事故現場的完全事實，這不僅是對科學侷限的認知，更是對政府救援不可留有絲毫縫隙的反思與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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